闽都是福州的别称，正如三山、左海、榕城是福州的别称一样。不同的是，后者是以地理和物产为称号，而前者是以人文事象作为象征，而且带了“都”字，遂令人心生犹疑或多几分踌躇，需知我们是极讲究上下尊卑礼制的民族。如果偶尔随口称谓闽都犹可，若要冠以“闽都文化”，而且大事宣传，作为特定文化样式的名词，那应该有所讲究、说明理由才行。因为我们是有着讲究“名正言顺”传统的国度。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为了成事，先要正名。

　　“都”的本义是古代的城邑，因此它的右边旁是古代“邑”字，而且有都会、通都大邑的词说；引伸则为古代行政区划名称，即所谓“四县为都”，“州十为都”。商周时期，诸侯的封地也称都，但只有作为天下共主的国王的宫廷、宗庙所在地称首都、京都或大都，以此区别各地诸侯小邦的低等级“都邑”。

　　福州称都，实在是历史悠久、实至名归的。在汉高祖反秦灭楚、统一天下之后，因功实封无诸为闽越王，而且让他仍旧“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冶是福州第一个地名，就成为闽越王国之都。闽越国灭后，又过千余年，王审知受册封为闽王，再次以福州为王都。宋代，福州因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政治上又成为八闽首府，故被称为“东南都会”。宋代福建地理学家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称福州为“东南一都会”，还引用前人何述的《祭文》称：“无诸国为东南一都会。”可能在宋代因经济发展，人口大增，国内出现许多大城邑，故都会之称屡见不鲜。宋词中常见：“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柳永《望海潮》）“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陈亮《水调歌头》）可知不管是特指或泛指，都会之词已被普遍使用。

　　宋代名宦梁克家在任福州知州期间编纂的《三山志》中载，闽县县治之前立有牌坊称“闽都坊”，作者特加旁注说明：“旧曰闽会”。可知福州城在宋时已称“闽会”、“闽都”，可以通用。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侵，小朝廷奔命之不暇。幼帝赵昰由诸大臣拥戴，流亡到福建，在福州市郊的林浦建行宫，居留时间不长又凄惶逃难。福州因此而与帝都沾上了边。不想过了三百多年，历史再次重演，明王朝灭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登基当上隆武皇帝，建立了南明小朝廷，福州再次成为流亡帝都，也称行在或行都。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因为不满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公开发动“福建事变”，号召国人抗日反蒋，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自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福州为临时首都。时间只有一个多月，比前面两个小朝廷存在的时间更短，但其影响不可小觑。

　　正是基于历史上福州作为东南大都会的传统地位，明清时期人们沿袭历史习惯，通称福州为闽都。明万历年间，由福州学者王应山撰著的包含闽东13县的地方志书称《闽都记》。清代，以记述福州地区史事、传说为主体的章回小说书名叫《闽都别记》，还有《闽都佳话》或《闽都志》的别称。当然，我们无意论证福州历史上称“都”的政治合理性，主要在于说明“闽都文化”提出的正当性。一来可以突显福州文化的历史地位，二来可以体现福州文化的主体性特征。因为作为都会城市的福州文化，其历史内容自然地具有传统（正统）、儒雅的特质。这较诸省内其他以区域或族群命名的文化定位更加准确，表述也更加得体。在闽都文化的名目下，人们对它的历史内容、文化面貌、品格特征等展开深入研究。不管是取得共识，或是得出各自的结论，都不妨碍我们对闽都文化的概念、内容与特点作出恰当的解读或阐释。因为，闽都文化这一名称本身，反映了它的惟一性（或个性）特征，即地域特征与文化内涵特性。它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一文化产生地的政教地位、学术传统、历史变迁、传统优势、文脉传承，吸引人们对闽都文化资源、文化面貌以及文化品格特征（如主体性、包容性、开先性、亲和性等）的认识与了解，激发人们研究与弘扬闽都文化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