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旋流倭国野 天文共戴福州城”——闽都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一)
福州因江而生、向海而兴。先人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起全面的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和科技等的交流活动与人员交往,使福州成为国际知名并影响广泛的大都会。
福建省文史馆原馆长卢美松通过此文,全面梳理了福州城市两千多年来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在此历程中所展现出的亮点与特色,以飨读者。
——编者
福州作为闽越古都、八闽首府,自古以来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物产资源,发展起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成为“东南重镇”“海滨邹鲁”。同时凭借“习水便舟”“江海通津”的航运条件和传统技能,不断增进与海外各国(地)的交通贸易与文化交流,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形成与全球的经济与人文大循环。直至近代,造就一批开眼看世界、引领新风尚的社会风云人物,为我国历史增添宝贵的精神财富,向国际社会展示良好的交往形象。
福州作为滨海奥区,是我国传统的对外交流口岸,其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和美誉口碑的赢得,端赖其自身的美质:优越的地理位置,优良的港口条件,悠久的外交历史,高超的造船技术,熟练的航海技能,发达的国际航线,繁荣的国际贸易,兴盛的文化交流,友好的国际交往。
闽都作为我国东南大都会,自古以来就通过发达的海外交通,从事国际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把中国的特色物产、科技知识和思想文化通过和平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国,对世界的文明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因而饮誉全球,赢得远客口碑,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晚唐诗人周朴有诗咏道:“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共戴福州城”,高度概括了福州海外交往的久远历史和广阔视野,世界各国共同趋向福州的热烈场景。
优越的地理位置
闽都与国际交往的历史十分悠久,其原因盖出于依山向海的地理环境。《山海经·海内南经》曰:“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指的就是福州的地理位置,故秦始皇首设闽中郡,治所就在福州,后来历史上常称福州为“闽中”,亦出于此。背靠大山,向海开放,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了福州较早面向海外的国际视野。汉代作为冶都或东冶县的福州,是闽中首府,江海通流,交往便利。闽江汇集闽西、闽北溪涧之水,形成扇形、叶脉状网络,环绕冶都东南部入海。福州海湾因江深流阔、水流平缓而成天然良港。
晚唐著名诗人韩偓来闽投奔王审知,初到福州即作诗称:“四序有花常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他首来福州的感受与在中原各地所见迥然不同。只是他还不知道,早他六百多年前,三国卫温、诸葛直的战船已航抵海东的“夷洲”(台湾),嗣后,隋朝海师也屡历该岛。所以中华地域的边界绝不止于福州“城边”。他所谓的“外国云”,正是指海外众多来华贸易与进贡的船只与“蕃客”(商人和使者)。
“岂知佳丽东南陬”,清杭世骏倾情称颂福州风光物产之美。福州正是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自远古以来就已沟通海内外。如所记载,商周时期即为向中央王朝进贡、朝觐而远航,“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再陆行到达京师。除东行北上远去中原外,还有西行远航来往于“旧交趾七郡”(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中北部一带,因为这只是基于“贡献转运”的部分,根据记载,循此航线而与海外更多、更远地区的交往还有不少。
据记载,唐初福建全境人口仅有22820人,到盛唐的天宝年间,仅福州一地人口即达75876人,人口增长促进福建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福州因此而成“闽越都会”“东南重镇”。唐末五代,王审知命人开辟甘棠港,破除巨礁顽石,导使“江海通津”,开发出更多的海外航线,与众多海外国家交往通商,支撑起地方王国华侈的宫廷生活,并向中央王朝持续大量朝贡。所谓“开洋裕国”最早应从闽王国开始。
优良的国际港口
福州地处闽江下游,汇集闽中三支流之水(建溪、富屯溪、沙溪)而流入东海,上连四郡,外通诸洋,便捷而顺畅。古代,自闽江口以内至候官(清代改称侯官)、洪山桥一线,都有内外船舶靠泊之处,设有码头及造船之所。远在汉朝初期,闽越王余善曾向汉廷自承亲率八千水师助伐南越国,然兵到揭阳却观望不进,仅此已足证明其水师实力之雄厚。因为若加上东冶未出之水师,其规模当在万人以上,战舰靠泊的港口必有多处,如加上百姓贸易与渔捞民船的靠泊地,可以想见东冶海湾内港口、码头之多。
无怪乎《后汉书·郑弘传》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七郡贡船来自海外,皆靠泊于东冶港,其运载转输的货物必多,为之服务而役使的民夫亦众。东冶港自汉代以来即成为海外朝贡贸易、货物流转的中心港口。另据清郭柏苍载:“相传汉时,海舶碇于还珠门外”,今东街口一带古为大航河,河边还珠门一带为外国海船靠泊之所,可知彼时东冶俨然已是国际商港。福州港于上古的海运地位可见一斑。
作为港口,古代以停泊船舰为主者乃军港,想来设施相对简单;汉晋以后,以转贡和营运货物为主,则要复杂繁忙得多。港口的设施(包括接待)也要配套齐全一些。唐代福州港,成为王朝南方三大对外商港(还有广州、扬州)之一,应该更加宏大而繁忙了。五代王审知治闽时,福州港外拓以招引“蛮夷商贾”。万商云集,各国商使络绎往返,朝廷、王国设观察使、榷货务、巡检司、市舶司等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此时入港的不仅有大量货物,而且有众多国家来的贡使、商人、僧侣及求学者。据记载,大庙山、开元寺、利涉门、宁越门、还珠门等处都有外舶靠港,登岸入驻。唐末五代,在福州靠泊外来船舶的港口还有福安甘棠港(黄岐港)、闽安邢港、亭江东岐、怀安码头等。福州港内“帆樯云集,商旅相继。”港外“潮通番舶,地接榕都,连五寨而接二茭,控东瓯而引南粤”。交通商旅的国家和地区有新罗、占城、三佛齐、天竺、大食诸地。
到宋代,因福州城内水系发达,“蛮舶至福州城下”,城内还有“百货随潮船入市”,“舟载者盈于门庭”。水上贸易达于城内居家,轻舟贩百货便于民户购用,生意自然繁盛。福州城外闽江边,卸货与交易之地应在万寿桥、沙合桥边以及城内外各道头与江边空地、上下航沙洲之上。新港河口业已成为内河重要港口,附近设造船厂。南宋初,内河专设临河务以管理水上贸易。元代,税局虽设在泉州,海商为了逃税,往往从福州开航。著名福船新安船的基地港就在福州,故该船多从福州开出。据记载,宋元时代,福州港因城市美丽,物资丰富,人烟稠密,经贸繁荣,外国船舶尤多,因而号称“东南全盛之邦”,马可·波罗称赞“此城为工商辐辏之所”,“此城美丽,布置既佳”。
逮至明清,福州港发展起白龙江(台江)北港和乌龙江南港诸处港埠码头。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开凿直渎新港,使琼水河与闽江通流,外国船舶方便直接开进河口码头。明初,郑和奉命七下西洋,皆驻泊于福州长乐太平港,修造船只,招添水手,筹集货物,补充给养,福州港成为其航海的补给站。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至福州,琉球的封贡贸易与东南亚各国的朝贡贸易皆在福州港进行。“岁时诸番宾贡,海舶珍奇之货,率常往来于此”,福州港更加兴盛繁荣。明代还在仓山上王(今临江境内)开港,以方便番船停泊,从而开启番船浦码头的先声。台江河口与帮洲一带商人萃聚、贸易兴盛,遂形成“双航”商业中心。此时内河各大桥如高升桥、象桥、岛桥、太平桥、德政桥、澳桥,乃至安泰河七桥之畔,也都出现大大小小的港埠、码头和道头,方便船货装卸与销售。清初实行海禁20多年,开放后设立闽海关,以管理对外贸易,福州港再度兴盛。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迫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商贸在畸形发展中繁荣一时,号称中华“茶港”。茶叶贸易衰落后,其他交往依然兴旺,仍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开放窗口。
清初海禁之时,福州唯与琉球有封贡贸易往来,开禁后在福州中洲岛设海关衙署,对外贸易重又兴盛,经济贸易主要往日本,商船数量居国内各港之首,主要出口商品为生丝和丝织品。福州港与东南亚贸易亦颇为兴盛,多往咬留吧(今印尼雅加达)与马六甲等地。清初西方国家最早是荷兰到福州进行试探性外交及经贸活动;开禁以后荷兰人在福州以通商为主;英国商船则购买大量丝织品。
清代福州与琉球的交通贸易更加频繁,朝廷令在河口复设柔远驿,准许贡船带土产、货物、银两在闽贸易,规模甚大,官方指定十家“球商”专办贡使贸易事务。
到晚清鸦片战争前,英国殖民者侦知福州地位重要,方便海上贸易,认为“就福州的地位与商业的便利来说,那帝国的城市在地位上很少比福州更适宜的”,并称闽江上游是“一切最好的红茶产地”,福州口岸又是理想的茶叶出口港。他们狂妄地提出,“包括了鸦片和各色英国产品的贸易,是可以在福州府建立起来并保持下去”。因此力迫清廷开放福州为商埠,这就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和“世界茶港”的形成埋下伏笔。
《福州日报》2021年9月15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