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旋流倭国野 天文共戴福州城”——闽都国际化的历史进程(六)
友好的国际交往
中央王朝历来以泱泱大国的恢宏气度,善待来华从事朝贡、贸易和交往的使节、商人、僧侣及文化人。福州作为华夏滨海地区、海外交往的前沿,一贯遵从王朝诏令,本着儒家的亲善怀柔理念,热情友好地对待海外来客。
史书关于六朝以前海外各种来华人员的记载极少,相互交往的情况难以确知。《续高僧传》载,陈永定二年(558年),从梁代起来华的古印度高僧三藏法师拘那罗陀(华名真谛)抵达晋安郡,挂锡晋安佛力寺,与该寺僧人校对译经,两年多中译校多卷,64岁离开晋安郡往闽南梁安郡(南安)。当时律学名僧智文法师讲经晋安,听者甚众,史称“讲译都会,交映法门”。可见当时福州作为都会,来往外僧众多,文化交流频繁,且相处融洽,研讨切磋的气氛浓厚。
隋唐以后,福州的海外贸易逐渐兴起,中唐以后更成为海外交往的重要口岸,不仅有“船到城添外国人”之繁,而且有“市井十洲人”之众。贞元二十年(804年),日僧空海法师一行入唐,船行遇风漂流到福州长溪县登陆,受乡人救助后,观察使即安排他们到开元寺安顿、修习,后又派人护送去长安。唐元和八年(813年)史载福州“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因为来闽番客日增,数量众多,以至影响社会风俗。晚唐大和八年(834年),文宗下诏令:认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同时命令“岭南、福建及扬州番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朝廷宗旨十分明确,指示对南海番舶应当接以仁恩,以示绥怀,体现盛唐朝廷的大度与宽仁,故而大大促进海外贸易与交往。朝廷对外商的优礼态度和开放政策,极大地鼓励了外商贸易和番僧传经。大中七年(853年),日僧圆珍到福州,也入开元寺就天竺僧般怛罗学习悉昙,可知寺内已有各国僧人修习、交流。福州官民认真执行朝廷旨意。此外,唐诗称“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潮回廉使宴,珠照岛僧归”,表明当时福州还有专门接待外僧的宾馆僧舍,观察使还曾亲自设宴款待归国的高僧,并馈赠礼物。
唐末五代,王审知治闽,更下令“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畿廛市,匪绝往来”。社会上“竞敦廉让之风,骤睹乐康之俗”,良好的社风民俗也激励海外商使来华,促进贸易的繁荣兴盛。为了保障对外贸易发展,王审知还专设“榷货务”管理外贸,令张睦专责“招徕海中蛮夷商贾”。这项主动招商政策,大大推进闽王国的外贸外交活动,出现货物充斥,填郊盈郭,商贾拥挤,摩肩击毂的现象。不仅在经济上取得“资用以饶”的效果,而且海外各国也纷纷“来集鸿胪”。
宋代,朝廷认为外贸有助国用,因此实行“开洋裕国”政策,“使商贾懋迁,以助国用”,并且把南方视为“天子之南库”,这就更有力地推动福州的海外贸易和国际交往。福建市舶司还专程“差人前去罗斛、占城国,说谕招纳,许令将宝货前来役(投)进”。主动招商、积极引进的活动,效果是明显的。福建转运使也曾多次派遣海商赴高丽贸易。福州因此经济全面发展,外贸更加繁荣,成为“闽海都会”,出现“海舶千艘浪”、“百货随潮船入市”的兴盛局面。宋代移居福州的蕃人仍多,当时诗人有句曰:“海角人烟百万家,蛮风未变事堪嗟”,表明福州人烟稠密,社会风习因入居的外国人增多而受到濡染。当然,“蛮风”的存在也反映福州人包容海涵的文化气度。宋代定居或暂住福州的阿拉伯人、西方教士,在当地传播伊斯兰教和摩尼教。宋代高丽王朝欢迎中国商人前往贸易,于王城外设馆“以待中国之商旅”。“贾人之至境,遣官迎劳。舍馆定,然后于长龄(殿)受其献,计所值,以方物数倍偿之”。统治者向闽商换取缎绢和建本书籍,宋廷还通过闽商转达双方修好和交流的意愿。
元代,朝廷继续推行积极的国际交往政策,忽必烈诰谕海外各国,“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还组建“海船水军”,以保障航道安全。因此进入福州的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数量大为增加,南台地区出现许多“舌人象胥蕃客之馆”。福州城内还修建了伊斯兰教徒礼拜的清真寺(真教寺),其宗教活动也十分活跃,对福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宋代朝廷编修《元宫宝藏》,下令将摩尼教经书编辑入藏,摩尼教(明教)信众增加,重又趋于流行。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重视市舶之利,中外交往因之频繁,不久因倭寇入侵转行海禁政策。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布告天下,宣扬德政,为显示天朝的富强仁明,“宣德化而柔远人”,遣使向海外昭告,并委派亲信近侍率领大型船队下西洋巡访,以“厚往薄来”礼仪建立亲善邦交。使团所到亚非各国,均受到热烈欢迎。“其所覃恩颁谕之物至,则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面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随后他们也“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随宝船向王朝进贡。由此引发了随后西洋、南洋十六国遣使一千二百多人贡方物至京。”这些贡使都从福州港口登岸或出港,受到福建市舶司与地方官员的热情接待。后有许多福州人到古麻剌郎国经商,久住并娶番妇。永乐六年(1408年),渤泥国王率亲属、陪臣来华,驻泊福州港,明廷“遣中使偕礼部官往迎劳之,所过诸郡皆设宴”。永乐十六年(1418年),古麻剌郎国国王率家属、陪臣来朝,受敕封并赠送大量贵重礼物,“归次福州,病卒”,朝廷专门“敕葬闽县”。
明初王朝与琉球建立宗藩关系后,发展起封贡交往与贸易活动,终明之世朝廷册封琉球共15次,双方友好往来,维持500年,直至晚清(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为止。由于郑和下西洋到访30几国,招徕亚非国家来朝,各国“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陆续“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引发中外文化交流浪潮。使者从福州登岸后,由福建市舶司接待,并由福州地方官派员沿驿道护送到京,嗣后回头又由兵部派员送到福州,出港回国。为接待琉球国贡使,市舶司特在福州水部门外河口地区建立“怀远驿”(后改柔远驿),又设进贡厂,以接待使团人员并存储货物。弘治十一年(1498年)还在河口尾开凿直渎新港,直通闽江以便番船进出。
明代琉球派出留华的官学生和民间的勤学生,“学文司礼事”,或学习专业知识与生产技术,接受中华传统文化。那些在福州学习的勤学生,广泛学习中华文化。他们时常结伴同行,参观名胜古迹,了解民俗风情,与福州先生及文人相互唱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福州先生打破门规局限,悉心传授,勤学生们学有所成,业有所就,回国后传播中华文化,推动琉球国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及民众生活的进步与发展。
明末,以叶向高为首的福州士绅在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论学说道中,友好论辩,力图折中中西学问,是为“西学东渐”之始。嗣后教会又印行许多汉文著作,表明福州广纳众流、不拒“异教”的开放精神。明末清初,福清隐元法师应邀到日本开宗传教,带去诸多擅长建筑、文学、音乐、医术及书画篆刻人才,广播中华文化。
清代重开对琉球封贡贸易后,朝廷准其贡船货物全部在闽贸易,建柔远驿、进贡厂以接待使者、商人,储存货物,“安插馆第,委员照看,饬给薪米养赡之资,复行细加察访”,安排十分周到。对贡船货物皆“许鬻贩各货,免收其税”,垂念琉球“举国恃以为生”。
为了从海外进口大米,以济闽产之不足,清廷鼓励和扩大商人进口大米,如从暹罗进口大米免征进口税,酌减随载货物税。对于从菲律宾苏禄国来的奉贡,朝廷更“著沿途地方官护送照看,应用夫马食物,著从厚支给”,以示加惠远人之至意。由于朝廷历来宽仁周到地接待番客,各国因此往来朝贡不绝,福州作为对外交往的前沿基地,也展示出良好的国际形象。
《福州晚报》2021年11月1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