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进绍

福建在唐末五代时期，出现了一个地方割据政权——闽国，其创始人是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县的王潮、王审知兄弟。闽国作为“五代十国”里的“十国”之一，前后传三代，而王氏父子在福建实际统治时间长达50多年，给八闽大地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读这段历史，在感受风云变幻之余，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人名、地名的更改现象。

一、人物的改名。如公元933年，王审知的儿子王延钧称帝，改名王鏻；公元935年，王延钧（王鏻）死后，其子王继鹏继位，改名王昶；公元939年，王继鹏（王昶）被害，其叔父王延曦上位，改名王曦。这些改名现象难免给现代读者带来记忆上的麻烦，不由得让人奇怪这几位闽国君王怎么这么喜欢在名字上折腾。

现代人看起来觉得他们折腾，实际上在当时反而是避免折腾民众的必要举措。要知道，古人是很讲究避讳的，特别是帝王的名讳，更是举国都要规避，不仅写文章、说话不能直接提到，已有的“犯讳”用字还要更改，所以经常看到一些人物、地区、机构等因为避帝王“国讳”而改名。如果帝王的名字用字属于常用字，则会给全国民众带来很大的麻烦，因此有些皇帝在继位时会用比较生僻的字给自己改名。这在五代宋初时较为常见，除了上述闽国的例子，还有后唐李嗣源称帝后改名李亶，后汉刘知远登基后改名刘暠，南唐徐知诰改名李昪（其自称唐室后裔），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改名赵炅……这些帝王的改名，既显得独特尊贵，又便于避讳，因此在那个时代颇为流行，成为一个惯例。后世如明清皇族很多直接就用生僻字起名了，省去了日后登基改名的麻烦。

人物的改名还有种情况则不是为了避讳，而是出于形势需要，改个名可以起到政治认同、身份转换、表明心迹等作用，而且古人还觉得名字跟运道、气运有关，改名也寄托着改变命运的希望。闽国比较典型的非避讳改名要属闽国将领李仁达，他是跟随王审知入闽的老将，一直未受重用，在闽国末期以反复无常闻名。王延曦（王曦）死后，李仁达逐渐控制了福州，由于担心受到代表闽国正统的建州王延政攻击，李就向南唐称臣，南唐封他为节度使，赐名李弘义。南唐消灭建州的王延政后，李仁达（弘义）为了独占福州，又向中原的后晋称臣，更名李弘达。南唐进攻福州，他又向吴越称臣，请求援助，并更名李达。吴越军至，击败南唐，遂占领福州，吴越王再将李仁达（李达）改名为李孺赟。这一连串的改名令人眼花缭乱，不过看其时间节点，基本都跟李仁达政治立场的转变有关，他的连续改名可以说是出于政治的形势需要和个人的改运期盼。

改名的风气在唐朝五代时期颇为盛行，如唐肃宗李亨就曾用过李嗣升、李浚、李玙、李绍4个名字。有种常见的情况是帝王对臣子的赐姓、改名，如唐高宗对大将徐世勣赐姓李，唐僖宗对功臣朱温赐名“朱全忠”等。另外，五代豪强为了收拢人才，流行收“养子”，关系比较密切的养子们通常都要随养父更姓改名，如闽王王审知养子周彦琛改名“王延禀”，晋王李克用养子邈佶烈改名“李嗣源”等。

二、地区的改名。王审知的儿子王延钧称帝时，将闽国国都福州升为“长乐府”，这种地名的更改也是有讲究的。唐时期的行政区划名义上是道、州、县三级制。道是监察区，非正式行政区，后期被藩镇节度使取代。地方总体上是以州为主。唐朝全国有300多个州，其中有10个左右比较重要的州称为“府”，如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岐州为凤翔府，并州为太原府……这些府要么是首都，要么是皇帝曾经居住过，要么是军政要地，虽然跟“州”同为一级行政区划，但在规格上又比“州”高一点。

五代十国时，多数割据政权都把国都改称为“府”，如后梁建都汴州，称开封府；楚国国都潭州，称长沙府；南汉国都广州，称兴王府。所以，闽王王延钧称帝时，参照其他王国的做法，把福州升格为“府”，改名“长乐府”，凸显福州作为国都的特殊性，以区别于闽国其他4个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这种做法是很自然的政治需要，体现了王延钧与别国看齐，提升闽国地位的愿望。

福州在唐玄宗时期曾经一度改称“长乐郡”，因此在后世，长乐成了福州的古称之一，北宋福州的地方志《三山志》原名就叫《长乐志》。所以，闽国王延钧将福州改称长乐府也算是有根有据的，不过长乐府的称号只存在了十来年。王延钧的继承者是王继鹏，王继鹏之后是王延曦，在王延曦死后，割据建州的王延政取得闽国正统，但他仍以建州为国都，改长乐府为闽国“东都”。后来“东都”被吴越国占领，又改回原名“福州”。上述福州地名的变更，直观地反映了其政治地位的起伏和闽国国运的盛衰。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一时的荣耀也抵挡不住历史潮流的无情涤荡。从闽国这些人名、地名的变化里，我们可以了解到隐含其中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传统，从而更加全面地读懂王氏闽国精彩、短暂而又残酷的兴衰历程。

《福建日报》2021年11月2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