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进绍 文/图

福州仓山蔡氏宗祠

　　蔡襄（1012年—1067年），福建莆田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为官三十多载，以正直务实闻名，另在文学、书法、植物学（茶、荔枝）等方面都颇有建树，被誉为一代名臣。蔡襄曾经两度出任福州太守（知州），任职期间，他推行水利建设、轻徭薄赋、兴学重教、植树造林、移风易俗等一系列造福百姓的施政举措，深得民心，广受拥戴。其中，他在移风易俗方面的积极作为，至今仍然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成书于南宋时期的福州地方志书《三山志》，对北宋福州的民间陋俗做了这样的概括：“疾溺于巫，丧溺于佛，婚溺于财。”指出了当时违反儒家礼教、困扰百姓生活、影响人心安定的三个主要社会弊病。

　　“疾溺于巫”，意思是说老百姓生病了不看医师看巫师，结果不仅浪费了钱，还耽误了病情。要知道，福州乃至福建地区的巫觋迷信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在古代官方志书里也是直接说福州“最尚巫觋”。之前朝廷虽然整理了医药书籍《太平圣惠方》，分发给各个州郡，但福州官府将其束之高阁，百姓根本看不到，更谈不上流传使用。群众生了疾病，只有少数人会去看医生（“过医门十才二三”）。相反，大多数人选择去找巫师祛病驱邪。巫师们为求私利，大肆宣扬迷信，装神弄鬼，恐吓勒索，蛊惑人心。长此以往，医学得不到发展，巫蛊却横行乡里，一片乌烟瘴气。

　　“丧溺于佛”，意思是说葬礼大办佛事，铺张浪费，成为百姓沉重的经济负担。当时福州有“东南佛国”之称，佛教十分兴盛。老百姓的葬礼都得请大批僧侣做法事，超度亡灵。祭奠、出殡期间，乡里人无论是否相熟，都前来吊唁、送葬。主人则要准备数场酒席、斋筵，供几百上千人胡吃海喝，完了还要给来宾准备礼品、礼金。这里面的花费自然十分巨大，然而在世人看来，葬礼场面越大，才越显得子孙孝顺，在乡里越有面子。要是不这样做，即被乡邻视为“不孝”和“小气”。在这种“道德绑架”之下，中下层百姓一旦家中死了人，家属不是先伤心痛哭，而是先得想办法四处张罗筹钱，就算是砸锅卖铁、典押房田，也要凑钱来风光厚葬。以致一般人家办完葬礼之后，经济即陷入困境。

　　“婚溺于财”，意思是说男女结婚时，需要准备高额嫁妆，类似于现代的“天价彩礼”，不然往往会造成婚姻和家庭不幸。当时福州人结婚最是看重妻子带来的嫁妆，甚至把娶妻当作一门生意。如果女方的嫁妆少了，不仅被乡邻耻笑，夫家也会对新媳妇不满。婆婆辱骂儿媳，丈夫虐待妻子，弄得家里鸡飞狗跳，攀比之风愈演愈烈。普通人家为了女儿在婆家有地位，以及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举债拼凑“像样”的嫁妆，至于凑不出足够钱财来给男方“撑面子”的穷人女儿，则连嫁人都困难。

　　一代名臣蔡襄来福州担任太守，以务实高效的作风履行太守职责。他细心体察民情，对于上述民间陋俗深恶痛绝，认为这些习俗不合朝廷礼教，有违公序良俗，劳民伤财，败坏世道人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害人民身心健康，妨碍精神文明建设，影响社会安定稳定。为了“兴礼教、正风俗”，蔡襄采取了宣传劝谕、行政干预、兴学办教等各种措施，来尽力矫正纠偏。

　　对于“疾溺于巫”，蔡襄一方面揭示巫术的荒谬和巫师的邪恶，采取雷霆手段禁绝巫蛊，一共处理了几百户（“凡破数百家”），一方面推广普及正规医术，请人依据朝廷颁发的药书《太平圣惠方》，挑选便于使用的6000多条药方，刻板列在衙门左右，全部向民众公开，供人取用。并亲自书写碑文，向百姓宣传推荐，促进正统医药在民间的流行。同时，还在衙门附近设立医学堂，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来承担治病救人的重要职责。

　　对于“丧溺于佛”，蔡襄撰写、颁布官府戒谕，对厚葬进行了理论批判。他说，真正的孝道，要体现在平时奉养双亲、善待老人上，而非借老人亡故博取虚名、讲究面子。他认为，那些借着吊唁送葬的名义，前来又吃又拿的乡亲，假如对丧家真有悲痛、同情之意，就应该捐些财物才对，怎么反而来丧家大吃大喝，还要拿钱？可见这种习俗的无理、无耻。蔡襄下令限制葬礼规模，禁止丧家无度置办酒宴、发放钱财，违者追究家长的责任，还安排官府小吏、乡里长者负责检查监督。

　　对于“婚溺于财”，蔡襄在官府戒谕中批评道，男婚女嫁作为基本人伦，原本是要起到传宗接代、延续门户的根本作用，并不是为了发财。但现在的风气变成如果女方没有高额的嫁妆，就几乎不可能有和谐的婚姻。这样的做法是背离了结婚的本质，伤害了夫妻感情，影响了家庭和睦，应严加纠正。为禁止百姓索取巨额嫁妆，提倡开明婚俗，蔡襄还亲自作出了表率。他的儿子原本与侯官刘弈的女儿有婚约，后来刘弈去世，刘家家道中落，没钱准备嫁妆。蔡襄毫不介意，反而由自己提供一些财物给刘家，作为刘弈女儿的基本嫁妆。蔡襄对亲家如此高风亮节，即使放到现在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太守蔡襄的劝导、打击和示范之下，福州的各种民间陋习得到了遏制，民众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实惠和便利。在蔡襄离职之时，老百姓自发为其树立德政碑，以纪念蔡襄的功德。

　　现代社会虽然在各方面都比古代进步了很多，但仍然存有一些相似的陋习，如媒体上经常报道的“迷信鬼神”“风光大葬”“天价彩礼”等，直接关系到社会综合治理和文明社会建设。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推行移风易俗，大力整治了封建迷信、红白喜事等领域的不良习俗。而北宋福州太守蔡襄在移风易俗方面的施政举措，对于我们今天仍是有所启发的。

　　首先，我们要像蔡襄那样，要有敢于向陋俗说“不”的理论自信。不能因为“人人都如此”“不然就没面子”等简单理由，就盲从于传统习俗，而要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善于区分好风俗与坏风俗，或者某个风俗中不好的部分，结合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正确取舍。

　　其次，要像蔡襄那样，重视政策解释工作。对于陋俗，不是简单一禁了之，而是要从思想认识上，从理论道理上，分析批判它的不合理之处，这样矫正起来也就能名正言顺，从而赢得民众由衷的支持。

　　最后，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即领导干部要像蔡襄那样，以身作则，带头落实。只有公务人员首先做到了，普通百姓才会无话可说，遵照执行，由上行带动下效，共同促进全社会不良风气的转变。

　　往事越千年，北宋福州太守蔡襄的移风易俗已经成了历史的绝响。由于封建时代的局限性，“疾溺于巫，丧溺于佛，婚溺于财”等陋俗在蔡襄离职之后，有些很快又沉渣泛起。由此可见民间社会习惯的顽固性，也给我们现代人敲响了警钟。移风易俗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任务，不是靠突击和一阵风就能解决的，需要我们慎终如始，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作者单位：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