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话蔡襄

日期:2021-12-28 09:05 来源:方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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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郭进绍 文/图

福州仓山蔡氏宗祠

  蔡襄(1012年—1067年),福建莆田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为官三十多载,以正直务实闻名,另在文学、书法、植物学(茶、荔枝)等方面都颇有建树,被誉为一代名臣。蔡襄曾经两度出任福州太守(知州),任职期间,他推行水利建设、轻徭薄赋、兴学重教、植树造林、移风易俗等一系列造福百姓的施政举措,深得民心,广受拥戴。其中,他在移风易俗方面的积极作为,至今仍然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成书于南宋时期的福州地方志书《三山志》,对北宋福州的民间陋俗做了这样的概括:“疾溺于巫,丧溺于佛,婚溺于财。”指出了当时违反儒家礼教、困扰百姓生活、影响人心安定的三个主要社会弊病。

  “疾溺于巫”,意思是说老百姓生病了不看医师看巫师,结果不仅浪费了钱,还耽误了病情。要知道,福州乃至福建地区的巫觋迷信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在古代官方志书里也是直接说福州“最尚巫觋”。之前朝廷虽然整理了医药书籍《太平圣惠方》,分发给各个州郡,但福州官府将其束之高阁,百姓根本看不到,更谈不上流传使用。群众生了疾病,只有少数人会去看医生(“过医门十才二三”)。相反,大多数人选择去找巫师祛病驱邪。巫师们为求私利,大肆宣扬迷信,装神弄鬼,恐吓勒索,蛊惑人心。长此以往,医学得不到发展,巫蛊却横行乡里,一片乌烟瘴气。

  “丧溺于佛”,意思是说葬礼大办佛事,铺张浪费,成为百姓沉重的经济负担。当时福州有“东南佛国”之称,佛教十分兴盛。老百姓的葬礼都得请大批僧侣做法事,超度亡灵。祭奠、出殡期间,乡里人无论是否相熟,都前来吊唁、送葬。主人则要准备数场酒席、斋筵,供几百上千人胡吃海喝,完了还要给来宾准备礼品、礼金。这里面的花费自然十分巨大,然而在世人看来,葬礼场面越大,才越显得子孙孝顺,在乡里越有面子。要是不这样做,即被乡邻视为“不孝”和“小气”。在这种“道德绑架”之下,中下层百姓一旦家中死了人,家属不是先伤心痛哭,而是先得想办法四处张罗筹钱,就算是砸锅卖铁、典押房田,也要凑钱来风光厚葬。以致一般人家办完葬礼之后,经济即陷入困境。

  “婚溺于财”,意思是说男女结婚时,需要准备高额嫁妆,类似于现代的“天价彩礼”,不然往往会造成婚姻和家庭不幸。当时福州人结婚最是看重妻子带来的嫁妆,甚至把娶妻当作一门生意。如果女方的嫁妆少了,不仅被乡邻耻笑,夫家也会对新媳妇不满。婆婆辱骂儿媳,丈夫虐待妻子,弄得家里鸡飞狗跳,攀比之风愈演愈烈。普通人家为了女儿在婆家有地位,以及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举债拼凑“像样”的嫁妆,至于凑不出足够钱财来给男方“撑面子”的穷人女儿,则连嫁人都困难。

  一代名臣蔡襄来福州担任太守,以务实高效的作风履行太守职责。他细心体察民情,对于上述民间陋俗深恶痛绝,认为这些习俗不合朝廷礼教,有违公序良俗,劳民伤财,败坏世道人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害人民身心健康,妨碍精神文明建设,影响社会安定稳定。为了“兴礼教、正风俗”,蔡襄采取了宣传劝谕、行政干预、兴学办教等各种措施,来尽力矫正纠偏。

  对于“疾溺于巫”,蔡襄一方面揭示巫术的荒谬和巫师的邪恶,采取雷霆手段禁绝巫蛊,一共处理了几百户(“凡破数百家”),一方面推广普及正规医术,请人依据朝廷颁发的药书《太平圣惠方》,挑选便于使用的6000多条药方,刻板列在衙门左右,全部向民众公开,供人取用。并亲自书写碑文,向百姓宣传推荐,促进正统医药在民间的流行。同时,还在衙门附近设立医学堂,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来承担治病救人的重要职责。

  对于“丧溺于佛”,蔡襄撰写、颁布官府戒谕,对厚葬进行了理论批判。他说,真正的孝道,要体现在平时奉养双亲、善待老人上,而非借老人亡故博取虚名、讲究面子。他认为,那些借着吊唁送葬的名义,前来又吃又拿的乡亲,假如对丧家真有悲痛、同情之意,就应该捐些财物才对,怎么反而来丧家大吃大喝,还要拿钱?可见这种习俗的无理、无耻。蔡襄下令限制葬礼规模,禁止丧家无度置办酒宴、发放钱财,违者追究家长的责任,还安排官府小吏、乡里长者负责检查监督。

  对于“婚溺于财”,蔡襄在官府戒谕中批评道,男婚女嫁作为基本人伦,原本是要起到传宗接代、延续门户的根本作用,并不是为了发财。但现在的风气变成如果女方没有高额的嫁妆,就几乎不可能有和谐的婚姻。这样的做法是背离了结婚的本质,伤害了夫妻感情,影响了家庭和睦,应严加纠正。为禁止百姓索取巨额嫁妆,提倡开明婚俗,蔡襄还亲自作出了表率。他的儿子原本与侯官刘弈的女儿有婚约,后来刘弈去世,刘家家道中落,没钱准备嫁妆。蔡襄毫不介意,反而由自己提供一些财物给刘家,作为刘弈女儿的基本嫁妆。蔡襄对亲家如此高风亮节,即使放到现在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太守蔡襄的劝导、打击和示范之下,福州的各种民间陋习得到了遏制,民众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实惠和便利。在蔡襄离职之时,老百姓自发为其树立德政碑,以纪念蔡襄的功德。

  现代社会虽然在各方面都比古代进步了很多,但仍然存有一些相似的陋习,如媒体上经常报道的“迷信鬼神”“风光大葬”“天价彩礼”等,直接关系到社会综合治理和文明社会建设。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推行移风易俗,大力整治了封建迷信、红白喜事等领域的不良习俗。而北宋福州太守蔡襄在移风易俗方面的施政举措,对于我们今天仍是有所启发的。

  首先,我们要像蔡襄那样,要有敢于向陋俗说“不”的理论自信。不能因为“人人都如此”“不然就没面子”等简单理由,就盲从于传统习俗,而要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善于区分好风俗与坏风俗,或者某个风俗中不好的部分,结合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正确取舍。

  其次,要像蔡襄那样,重视政策解释工作。对于陋俗,不是简单一禁了之,而是要从思想认识上,从理论道理上,分析批判它的不合理之处,这样矫正起来也就能名正言顺,从而赢得民众由衷的支持。

  最后,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即领导干部要像蔡襄那样,以身作则,带头落实。只有公务人员首先做到了,普通百姓才会无话可说,遵照执行,由上行带动下效,共同促进全社会不良风气的转变。

  往事越千年,北宋福州太守蔡襄的移风易俗已经成了历史的绝响。由于封建时代的局限性,“疾溺于巫,丧溺于佛,婚溺于财”等陋俗在蔡襄离职之后,有些很快又沉渣泛起。由此可见民间社会习惯的顽固性,也给我们现代人敲响了警钟。移风易俗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任务,不是靠突击和一阵风就能解决的,需要我们慎终如始,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作者单位: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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