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于1936年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来到福州，在福州居住达两年多。郁达夫丝毫不吝啬对福州的赞美之词，并通过其畅销作将福州之美传播到全世界。长期以来，文史界对郁达夫1936年以来在福州的经历多有关注。实际上，在10年前的1926年，郁达夫即到过福州。虽然行程只有短短两天，但郁达夫对福州的第一印象甚为美好，形成了他对福州的基本认识，这也是郁达夫与福州结缘的开始。

郁达夫

《闽游滴沥》的有关记录。

有关福州两日游的记录。

　　广州至上海航线的意外滞留

　　郁达夫的第一次福州之行，是一次美丽的意外。1926年12月15日，郁达夫登上了从广州开往上海的航船。途中遭遇大风，航船于12月21日停靠马尾港。郁达夫与船上的众多旅客一样，原计划等候一阵继续前行。到了第二天仍因天气原因无法开船，郁达夫于是下船前往马尾游览一番。然而，到了第三天航船仍然无法开行，郁达夫索性乘坐小火轮由马尾直抵南台，首次进入到福州城。

　　郁达夫的第一次福州之行虽然颇具戏剧性，但考察郁达夫由广州前往上海的前因后果，并将其置于1926那风云变幻的年份，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理解郁达夫的时代抉择和城市偏好。

　　1926年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自6月初打响以来，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仅仅半年时间即从珠江流域进展到长江流域。11月初，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将北洋军阀孙传芳的东南五省联军主力部队击溃，随即克复江西、福建全省，孙传芳所辖的浙江、江苏、安徽也陷入危局。而在此前的两湖战场，北伐军也已经将吴佩孚的主力消灭殆尽。在1926年初还仅仅占有两广的广州国民政府，到年底已经取得了全国的半壁江山。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与北洋军阀攻守异势，北洋军阀在全国的统治开始走向末路。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大变局中，郁达夫没有缺席。整个1926年，他有近一半时间待在了革命中心广州。1926年3月18日，郁达夫怀着投身革命的愿望，由上海搭乘轮船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担任文科教授。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来到广州仅仅两个多月，郁达夫接到5岁儿子病危的消息赶往北京，却未能见上儿子的最后一面。“暑假中的三个月，完全沉浸在悲哀里。”到10月再次来到广州时，感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使广州国民政府掌控的区域迅速扩大，然而，后方的权力斗争却日趋激烈，让郁达夫备感压抑和厌恶。郁达夫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对于离开广州的原因，郁达夫在后来的著作中有详细记录，“在那里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谁知鬼蜮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一种幻想，如儿童吹玩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这中间虽没有写得文章，然而对于中国人心的死灰，革命事业的难成，却添了一层确信。”

　　话虽如此，离开广州还需要催化剂。恰在此时，郁达夫听闻其在上海投入大量心血创办的创造社出版部出现了严重状况，财务收支混乱不堪，急需整顿。11月21日，郁达夫与同为创造社的发起人成仿吾及王独清等人商定，由郁达夫担任总务理事，于近期前往上海创造社出版部，算清存账，整理内部。

　　12月15日，郁达夫登上了由广州开往上海的轮船。郁达夫在日记里写道：“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

　　郁达夫是怀着十分失望的心情离开广州的。难以预测的是，广州的下一站是福州。广州有多失望，福州就有多惊喜。

　　游览路线：

　　马尾船政+福州中轴线

　　郁达夫搭乘的航船于12月21日停靠马尾港。因天气原因无法开船，“翌日上船去马尾看船坞”。郁达夫的日记原文虽未说明是哪个船坞，但根据其记录，船坞位于罗星塔旁，郁达夫所去的船坞应是一号船坞。

　　一号船坞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石船坞，也是远东最大的船坞。船坞整体长111米、宽35.8米、总深9.8米，隶属于马尾造船厂。一号船坞是船政文化的标志性建筑，代表着近代中国对富国强兵梦想的追求。郁达夫在福州的第一站选择参观船政与其革命理想是契合的。

　　看完船坞，郁达夫来到马水忠烈王庙求签，签文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山明水秀，海晏河清”。当天为冬至节，庙中管长正在开宴祝贺，见到此签，连连向郁达夫说吉利。在这喜庆的节日求得如此吉利的签文，让郁达夫的心情喜悦不已，福州给其带来的第一印象是如此美妙。

　　马尾的短暂游览结束，郁达夫原计划就此离开北上，可是第二天船仍因天气原因开不了。郁达夫于是与两位同船人员换乘小火轮，溯闽江而上前往南台。

　　“南台去城门十里，为闽江出口处，帆樯密集，商务殷繁，比福州城内更繁华美丽”。在其10年后创作的《闽游滴沥之一》中，仍然对第一次的南台之行记忆犹新，并明确提到了10年前游历过的南台位于万寿桥的北面，即台江码头一带。

　　在万寿桥畔，郁达夫还对着仓前山远远眺望。“大桥的南面是中洲，中洲的南面是仓前山，这两处地方，原系福州附廓的佳丽住宅区，若接亦离，若离也接，等于鼓浪屿之于厦门一样。”中午十二点左右，郁达夫在南台的酒楼食蚝，并畅饮福建特产黄酒，感觉“痛快之至”。

　　“一路北行，天气日日晴朗，激刺游兴。革命军初到福州，一切印象，亦活泼令人生爱。”遇上了好天气，加上北伐军刚刚克复福州带来的新气象，让郁达夫对福州萌生了喜爱之情。此时的福州刚刚推翻了北洋军阀长年的统治，整个城市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承载着革命理想与希望之地，郁达夫在广州不可得，却在福州亲身感受到了。

　　在福州城内，郁达夫仍然对北伐军念念不忘，首先前往旧督军署，“看了何应钦的威仪”。何应钦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是北伐军攻克福建的总指挥。虽然革命理念有差异，但在1926年年末的福州，何应钦与第一军的确是福州的英雄。郁达夫不屑于广州的争权夺利，对英雄却是惺惺相惜的。

　　郁达夫的城内游以屏山为中心，屏山海拔最高，可以远眺全城风景，这在有限的时间内可谓是极高明的选择。

　　为了晚上赶回船上，郁达夫于午后三时结束了福州城内游，匆匆赶回南台雇了一艘小艇，“逆风前进，日暮途穷，小艇频于危急者四五次，终于夜间八点钟到船上，饮酒压惊。”次日，航船开行，经过三天抵达上海。

　　跨越10年的“福州记忆”

　　郁达夫的第一次福州之行虽然只是其从广州到上海行程中的一段插曲，但是插曲之美令人惊叹。郁达夫对第一次福州之行印象深刻，后来曾多次回忆。

　　1935年郁达夫在散文《住所的话》中提到了他对选择居住地的看法：“若要住家，第一的先决问题，自然是乡村与城市的选择。以清静来说，当然是乡村生活和我更为适合。可是把文明利器——如电灯自来水等——的供给，家人买菜购物的便利，以及小孩的教育问题等合计起来，却又觉得住城市是必要的了。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在中国原也很多。北方如北平，就是一个理想的都城；南方则未建都前之南京、濒海的福州等处，也是住家的好地方。”

　　郁达夫游历四方，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均有长期居住的体验，当其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仅仅在1926年来过福州一次，却将福州摆在了如此重要的位置。按其意，全中国的理想居住地，在北方北平最具代表性，在南方则是南京和福州最具代表性，可惜南京已经成为首都，那种感觉已经不再，所以福州在其心中成为了南方最宜居的城市。无论如何解读，郁达夫确确实实将福州与民国时期前后两大首都北京、南京并列，此等对福州的评价历史罕见。

　　1936年2月，郁达夫在阔别福州近10年之后，开启了他的第二次福州之行。郁达夫在1936年完成的《闽游滴沥之一》中，继续对1926年第一次福州之行进行追忆，并通过前后10年的对比，为我们保留了一段十分珍贵的城市建设记录。

　　1936年的福州之行首先的不同之处在于，“从前是只能从马尾坐小火轮去南台的一段路程，现在竟沿闽江东岸筑起了一条坦坦的汽车大道”。到了南台，变化则更大了。“从前的那些坍败的木头房屋，都变成了钢骨水泥的高楼；马路纵横，白牌子黑牌子的汽车也穿梭似的在鸣警笛。那一条驾在闽江江上的长桥——万寿桥，拆去了环洞，改成了平面，仓前山上住着的中外豪绅，都可以从门口直登汽车，直上城里去了。”

　　在看到福州10年间的巨大变化时，郁达夫不由自主地将福州与自己的10年相对比。“十年的岁月，在这里总算也留下了成绩，和我自身的十年之前初到这里时的那一种勇气勃勃的壮年期来一比，只觉得福州是打了一针返老还童的强壮针，而我却生了一场死里逃生的大病，两个面目，完全相背而驰了十年，各不能认识各的固有形容了。”

　　郁达夫前两次的福州之行虽然跨越10年，却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两次的印象都十分美好，坚定了其关于福州宜居的认识，促使其在福州住下来。郁达夫在福州工作生活两年多，留下了诸多关于福州的作品，其中对福州的山水人文、民风民俗的描绘最为精彩。如今，我们可深入挖掘郁达夫主题文化资源，将郁达夫元素植入到文旅经济中，将“郁达夫”培育成为福州城市新IP，助力打造闽都文化国际品牌。

　　《福州晚报》2022年2月7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