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振文

自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的中国为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始终进行着“向何处去”的理论探求与道路选择。“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虽未直接提出“民族复兴”，却认识到向域外学习的必要性，已具有一定的民族复兴的意识，可以说是民族复兴道路探索史的起点。

“觉醒年代”的“盗火者”严复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提出改革封建制度的主张，蕴含着对民族复兴和所取道路的最初思考。“五四烽火的点燃者”林长民披露“巴黎和会”败讯引爆“五四运动”，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在“救亡图存”的寻路过程中，中国经历了由器物而制度进而思想的学习递变。这个过程，侯官先贤“同频共振”，且多在“历史舞台”中心。

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侯官先贤林启在杭州创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蚕学馆”（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和“养正书塾”（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等新式学堂；林孝恂、林长民父子在私塾聘请外教；严复执掌京师大学堂和复旦公学；高凤岐、高梦旦兄弟治学于浙江大学堂、复旦公学；陈寿彭、薛绍徽夫妇入宁波办“储才学堂”；林白水返乡与表弟黄展云等人合作创办福州蒙学堂；洪业协理司徒雷登建设燕京大学，引领现代史学……走在“新学”路上的侯官群贤，为探索教育强国，在幼童教育、新式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途筚路蓝缕、矢志不渝。

工业基础、军事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器物基础。近代以降，因地理的、历史的、人文的种种错综复杂因素，“闽系海军”闻名于世，其中坚人物多来自侯官。以陈季同、严复、萨镇冰为代表的船政学堂的侯官群贤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初心，进而在“技”“政”“教”等多领域全方位回应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转型。其中所蕴含的多重遗产为自强自立、制造强国、科技强军找到了历史逻辑。

研究中西文化差异，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基础。从林则徐编译《四洲志》的世界意识，到题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格局胸怀；从陈季同向西方人讲“中国故事”、与陈寿彭一同创办《求是报》，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再到陈寿彭、薛绍徽夫妇合译《外国列女传》，最早且最有系统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妇女的著作；从青年的林纾面对“西风东渐”持好奇与开放的态度，通过翻译小说，向国人译介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并在中西对比之中寻求传统文化的优势与不足，再到晚年的林纾更多地站在坚守中国文学文言传统的立场……其中折射出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以及中西文化碰撞中的艰辛、矛盾与困惑，对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思考创新推动文化建设、培植文化自信，不无裨益。

在新与旧、中与西以及思想与制度、器物现代化孰先孰后的抉择中，各种“主义”和“主张”前推后拥，侯官先贤身上也折射出了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思想上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从严复以“观我生室主人”在《时务报》发表《辟韩》，对封建统治提出疑问，到高梦旦编《九年筹备宪政一览表》、撰《论中国民气之可用》鼓吹民气，响应立宪，再到林长民参与修订“天坛宪草”；从林纾早年主张革新，为“救亡图存”向西学求助，后又对“共和”之制感到厌恶和失望，进而转向保守，向“五四文学”发难，到郑振铎提出“血和泪”的文学主张，将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从宪政主张到文学主张，从论战到交锋，侯官先贤参与了寻路全过程。最终，以陈绍宽、侯德榜、郑振铎为代表的不同界别、党派的侯官先贤，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一起走进全国政协参政议政。这一探索历程为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找到了历史逻辑。

沿袭“家国同构”的家国情怀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民族复兴紧密相连的忧患意识与时代担当。以“九牧林氏”为代表的福州七大名门家族史，就是中国半部近现代史。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真实写照；张亨嘉的“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是寄语学子，也是就职宣言；叶祖珪的“愿尽所能为国效劳”是毕业留言，也是报国誓词；林觉民的《与妻书》是一曲痛彻心扉的千古绝恋，也是“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情壮志……

侯官先贤的精神特质中，最鲜明的一点就是将个人之小我同国家、民族之大我统一起来，时时处处以国家为大、以民族为重。“侯官”因晚清名士而享誉海内外。“晚清风流数侯官”蕴寓着“侯官文化”是一个地理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也诠释了“侯官文化”与“家国情怀”的同构与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