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曾孙福州禁烟
福州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故乡,其曾孙林炳章(1874~1923)继承曾祖父禁烟的遗志,在台江双杭大庙山成立近代最早的禁毒民间社团——福建去毒总社,力图以社团力量推动和督促政府禁烟,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
成立去毒社
鸦片战争后,根据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福州、厦门等城市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源源不断地通过福州等通商口岸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同治进士、内阁大学士、时称“四谏”之一的“清流党”人陈宝琛和福州著名士绅林炳章、林绍年、邵质城、刘学徇、罗金城、张赞廷、李馥南、陈懋鼎、林志煊等人,联合倡议组织福建去毒总社,开展禁烟斗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天,禁烟发起者公推林炳章为福建去毒总社首任社长。
福建去毒总社主要职责是对群众进行禁毒宣传教育,同时会同当地警务机关或主管官署,查缉贩运、销售、吸食烟毒者,送官府立案究办,并参与官府的讯问和查处工作。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初一,福建去毒总社在澳门桥林则徐祠堂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有福州各界人士和各学堂师生数千人。福建去毒总社设在台江双杭地区大庙山。从此,双杭地区成为福州禁毒斗争的指挥部。福建去毒总社成立后,随即促使福州地方政府下达禁烟令,严令各烟馆必须在短期内停业改行,如敢违抗即严惩不贷。
福建去毒总社下设评议部、宣传部、调查部。福建去毒总社和各分社的调查部门发现,当时所谓“红土”“大土”等烟毒,都是由英国船舶运来交给当地英商洋行,再由英商洋行变换手法,经伪装,卖给日商、法商等外商洋行和本地秘密经营的“清膏店”,然后再转卖到全省各地。
调查部门还发现,福州地区烟犯活动主要集中在台江和桥南一带。在台江较大的烟馆有:坞尾的卧云楼、湘巷的紫云天、上杭街的亦桃园、横街的紫竹林、茶亭的登云天、田垱街(今中平路)的蔡两全等;在城内有津门楼的仁记、按司前的九如、虎节河的瘾庐等;在桥南也有规模不一的烟馆。至于小烟馆则数不胜数,至少有数百家,甚至连总督署附近的马篷巷、达明里等都有烟馆。这些烟馆多是日本人或日籍台湾浪人经营的。
严厉禁烟毒
福建去毒总社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把禁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林炳章遵照曾祖父的遗志,执行禁烟,由乡绅组织官民合办,一边劝导,一边缉私,并对闽县侯官、淮安等处的土行及“清膏店”认真搜查。
林炳章等人严格执法,雷厉风行,不徇私情。比如,当时与福建实力派、后任福建省政务院院长彭寿松关系密切的前清候补知府(一说候补道台)李慕韩因吸毒被拘押,福建去毒总社领导和办事人员不顾彭寿松派人捣毁福建去毒总社、坐索人犯,仍然坚持依法惩治。又如,葡商陈玲官贩卖烟土人赃俱获,法国领事发来照会,要求保释也遭拒绝,并被加重处置。福建去毒总社缉获毒犯后,即予惩罚或交保甲当局在公众面前杖责后释放。福建去毒总社公正执法对毒犯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在福建去毒总社的带动下,福建各府、县也相继成立了禁烟机构,开展禁烟斗争,在全省形成查缉网,收到较大成效。
福建去毒总社具文报告福建各地禁烟情况,层层转送至清廷当局,要求清政府向英国政府交涉,禁止英轮再运鸦片到福建销售,以杜绝鸦片来源。然而,英国的复照竟称,“如果中国借口禁烟,一面又自种罂粟,徒使彼国商业受到重大损失,殊为不宜,必须双方各派专员实地查勘,果无自种始愿停运”。清政府对此不但未予驳斥,反而答应照办。最后,英国派遣专员包克本,会同清政府特派专员叶可良到福建各地详细查勘,直到均无发现种罂粟现象为止,包克本才表示要报请英国政府向福建停运鸦片,同时关闭两三家著名的销售鸦片的英国洋行,以此敷衍搪塞,暗中却继续贩运鸦片来福建。
福建去毒总社没有放松警惕,始终坚持禁烟斗争。不久,又破获多起外轮贩运烟土案件,法商合一洋行一次就被福建去毒总社缉获1000多粒“大土”;日商经营的日兴昌洋行、福记洋行、三五公司等数十起销售烟土案也被破获。经查证,这些烟土都是由英轮贩运来的。接着,又检查多家烟馆,缴获许多烟毒和烟具,全部销毁。
经过福建去毒总社的严厉查禁和坚持斗争,福州烟馆才陆续关闭,吸毒者日益减少。
戒毒措施
在禁烟过程中,福建去毒总社逐渐认识到必须采取有效的戒毒措施,让吸毒者尽快去掉毒瘾,使毒贩无从获利。
于是,福建去毒总社分区筹建戒烟局,动员烟民进戒烟局戒烟;抓获的吸毒者也送入戒烟局强制戒毒。戒烟局由精通医术并具有戒毒经验的医生免费治疗。他们采用林则徐生前命人配制成功的17味戒毒药丸,加工制成药酒,让烟民服用,收到很好效果。福建去毒总社经过一年的禁烟斗争,缴获大量烟土、烟具,有效地改善了社会风气,受到民众称赞。
辛亥革命以后,福建陷入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地方政府强迫农民种植烟苗,从中收税,以致烟毒再度泛滥。福建去毒总社大声疾呼,不见成效,无奈之下,于民国十年(1921年)宣布解散,福建去毒总社十几年艰苦斗争的成果终于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