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第，字季立，福州连江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卒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科举上只中过秀才，喜谈兵法，有“狂生”之名。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既是钻研典籍的学者，又是抗敌安民的将领，还是位纵情山水的游客。其身份转换之奇特，各方面成就之突出，放眼数千年中华历史，也堪称罕见。 

著作等身　古音先驱 

　　陈第自小读书“过目成诵”，后游学于福州如兰精舍，时常与博学鸿儒相往来，一生著述繁富，他的《一斋集》涉及经学论述、古音研究、诗文创作等多方面，而且颇有一些足以在历史上留名的闪光点。如跟随军队到台湾抗倭而写就的《东番记》是研究台湾早期历史的珍贵文献，书中首次详细描述了高山族的氏族部落生活；整理多年藏书编成的《世善堂藏书目录》在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基础上增设“四书”“各家”两类，为目录学上的一个创举；而在学术上贡献最大的则是古音学研究。 

　　在陈第之前，国人一般认为文字的读音有地域的差别（方言），却没有意识到还有时代的差别，人们读到几百年甚至数千年之前的诗歌发现一些地方不押韵，并不认为这是时代的因素，而是认为古人用韵不严格甚至是字音不固定，然后想出了临时改变字音的方法。南北朝时期的沈约著《诗经音》，把先秦典籍《诗经》中一些在他读起来不押韵的地方称为“叶句”，如《诗经·邶风》“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他觉得“南”与“音”不押韵，认为这里“南”要变换读音为“nín "，以便与“音”字合韵。这种临时改变字的读音以迎合押韵要求的做法后来演变为学术史上著名的“叶（xié）音说”，这种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宋朝的朱熹就大量地运用叶音方法来注解《诗经》和《楚辞》，凡是当时读起来不押韵的地方，多数都要变换读音。如上述的“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朱也认为“南”的读音应是“叶泥心反”（约同nīn）。“叶音说”流传千年，加上朱熹的强化作用，到明朝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鲜有人对此有异议。 

　　好学深思的陈第在父亲的启发以及学者焦竑的影响下，加上自己长年的读书钻研，划时代地提出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毛诗古音考·自序》）的观点，彻底否定“叶音说”，认为古有古音，今有今音，今人读《诗经》觉得不押韵，不是“古无定音”或者用韵宽松，而是字音发生了变化，不能按照现在的语音用叶音方法对《诗经》进行随意改读。“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中的“音”与“南”用《诗经》时代的语音朗读则完全押韵，没必要依照今音来改读。陈第不仅提出了科学的语音变革观点，还运用了先进的考证方法。为证明“南”与“音”、“心”押韵，陈第先是引用《诗经》的其他诗篇例句（本证），如“凯风自南，吹彼棘心”、“笙磬同音，以雅以南”等，再引用临近时代的典籍诗文例句（旁证），如《楚辞》“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等，推断“南”字在先秦时期与“音”、“心”属于同韵，只是后世语音发生变化，才变得不同韵。除了本证旁证，陈第还参考了俗语方言、谐声原则、声训材料、古籍异文等，这些考证方法都为后世朴学家如顾炎武、戴震等人广泛运用。尽管陈第在辨音方面不够精细，但他的古音观念与考证方法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被公认为中国古音学的开山鼻祖。 

投笔从戎　立马边疆　 

　　陈第少年时就喜欢舞刀弄剑，纵酒谈兵。成长的年代明王朝与北疆的蒙古人和东南的倭寇连年作战，边民饱受战乱荼毒，令他很早就萌生出保卫边疆、杀敌报国的热血志愿。曾经慨叹道：男儿要像汉代的班超、傅介子那样在塞外为国立功，岂能整天抱着笔砚求取科名。 

　　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入闽征倭，陈第以当地名秀才的身份进献“平倭策”，相传戚继光还根据陈的建议攻破了连江马鼻的倭寇巢穴。万历元年（1573），陈第跟从福建总兵官俞大猷学习兵法，很快就受到俞的赏识，称赞道：“子当为名将，非一书生也。”后随俞大猷到北京，拜谒蓟门总理戚继光，并上书给兵部尚书谭纶。文人谈兵多是“有主张，没办法”的空泛之论，而陈的上书则具体叙述了新式独轮车（用于结成车阵抵挡蒙古骑兵）的制造及运用方法。谭纶对其夸目相看，任他为教车官。独轮车造成之后，陈第不甘于京城的优游生活，为了实现多年来杀敌立功的梦想，他主动上书请求到边关中位置最重要、形势最困难、众人所不愿往的地方去。凡人谁不愿富贵轻闲，陈第却独求艰难险阻，这种另类举动在明朝中叶之后“边事不举，将士怯战”的大环境下，更加显得难能可贵。戚继光对其很是欣赏，在陈领三千京营军出边塞巡防时赠诗赞道：“已着白袍称国士，忽摇赤羽号将军。心期报主年方壮，志欲吞胡策自勤。” 

　　后历任潮河提调、喜峰口游击，两地皆为易受蒙古人侵扰的军事要冲。面对边军兵员不足、纪律涣散、战力低下的状况，陈第招募民壮充实队伍，亲自严加操练，甚至异想天开地组织一百多名童兵共同参加成年正规军的演练，借以激励军士自强奋进，重振军威。当时汉人与蒙古人实现议和，明王朝除了开放边境贸易之外，每年还赏赐给蒙古人一定的财物，称为“抚赏”。蒙人欺汉人边军腐败怯弱，常常索取无厌。陈第虽为一介书生，却表现得颇为强硬，严格按照朝廷规定的标准实行抚赏，改变任凭蒙古骄兵随意敲诈的乱象。各路讨要抚赏的蒙古人见汉人军容齐整、守卫完备，虽敲诈无果，亦不敢为乱。偶尔有小股蒙古骑兵侵扰，陈与诸将率五百骑击破之，生擒十三人，斩首五人，追杀六十余里，强酋畏服。另外，陈第还采取严惩兵痞、兴办义学等举措，使边镇风气为之一变，军民相安。 

　　万历十年，右都御史吴兑（总督蓟辽军务）的亲属要求贩卖五千余匹青布给军中将士，要价是原价的两倍，且要求从士兵的月粮中代扣费用。摊派物资本是相沿已久的军中陋习，陈第却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宁愿得罪上司，也不肯损害士卒，表示：“大丈夫当磊磊落落，安能枉己从人，依权媚势！”最终被借故弹劾去职。“志在青山”的陈第本无意于仕途，纯粹出于报国的一腔热忱才效力于北疆苦寒之地，如今被劾正好成为其脱离官场的契机，于是“喜甚快甚”地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军旅生涯。（当时军中对陈第有知遇之恩的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三人死的死，贬的贬，也是陈离职一个背景因素。） 

　　陈第从一喜好谈兵的书生，先是转变为运筹帷幄的幕僚，而后成长为有勇有谋的边将，展现了他作为谋臣良将的另一面。虽然限于边境和平、官场腐败的大环境，陈第没能成为战功赫赫的一代名将，但他的军事才能先后受到著名将领戚继光、俞大猷、谭纶的欣赏与肯定，镇守边陲也是表现得智勇双全、战守有方，即使去职在家，仍然是名声在外，闽地的军政官员时常向他咨询御敌之策，并多次想聘请他做幕僚，陈第皆坚辞不就，颇有国士兼隐士的风范。

纵情山水　遍游名胜　 

　　陈第别号“五岳游人”，他的旅游经历自是丰富无比。万历十一年（1583），陈第从北京返乡，归途即登临泰山（东岳），流连金陵、苏杭等地，纵览当地名胜，由此产生了“遍游五岳”的想法。但因老母尚在，且读书未足，遂决定暂不出游，回连江耕读隐居，平静地度过了十来年的乡村生活。期间老母、妻子先后离世。 

　　万历二十五年，陈第以五十七岁之身决意出游，将家庭事务都托付给长子，自己就带了一名仆人和一些书籍。先游闽南，后入广东、广西、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浙江、河南、陕西、山西、湖南等，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历时将近二十年。他的游历并非是点卯式的走马观花，像江西、江苏、河南等地都去了两次以上，且在南京、杭州等一些名胜之地长住，甚至曾经在广东罗浮山石洞中独居了十个月之久。在外期间逢灾、遇盗、染病……，虽艰难险阻不断，却不改其游玩之乐。足迹所至，凡所名胜，无不游览，偶尔错过重要景点，甚至会返回补看。有次在湖南已经离开长沙到了湘潭，却得知漏看了长沙岳麓山的大禹碑，于是掉转舟头原路返回，其出游之潇洒尽性如此。 

　　陈第虽以“遍游五岳”为初始目标，却没有直奔五岳而去，而是或南或北，率性出行。出游十几年后的万历三十九年才去中岳嵩山，万历四十年游西岳华山，万历四十二年游北岳恒山，万历四十三年游南岳衡山，加上之前万历十一年游东岳泰山，陈第在他二十年出游的最后五六年，才集中完成了“遍游五岳”的夙愿。万历四十四年，已经七十六岁高龄的陈第仍拟往四川峨眉山，后因生病而中途返回。第二年（1617年）三月，病卒于连江。可以说，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除了几次回乡省亲外，其余都是在外游历、居住。在中国古人中，像陈第这样有计划地游遍五岳是少见的。虽说名山胜迹，人皆好之，自古文人墨客也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想，可囿于现实，读书人最多在出远门时顺便游山玩水。而单纯以游历为目的，长达二十年的出行，遍览名山胜迹，陈第堪称前无古人。（徐霞客的正式出游晚了陈第十几年。） 

　　纵观陈第一生，治学时独具慧眼，开创古音学先河；从军时勇于担当，维护边境安宁；离职时保持气节，淡泊个人仕途；出游时信步而行，极尽山水之乐。无论是学者、幕僚、边将、隐士、游客，各种角色身份，都尽情为之，其见识之高迈，为人之真诚，行事之洒脱，数百年后依然令人赞叹不已。 

（作者单位：市方志委郭进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