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怡 

　　庐隐，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坛的“四大才女”之一。她一生坎坷，却执着追求，最终找到了幸福的归宿，又不料英年早逝，像一颗璀灿的流星划过漫漫长夜，留下爱的遗憾和思索…… 

　　庐隐，幼名黄淑仪，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清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廿五日（1899年5月4日）生。出生之日，外婆过世，其母迁怒于她，使小庐隐自幼失去母爱。三岁时，其父任长沙知县，庐隐随迁湖南。六岁时，父亲病逝，她又随母亲投靠在北京做朝官的舅舅。她自幼性格倔强，屡遭压制、冷落。九岁时，她又被送往北京慕贞女子学院小学部寄读。孤独无依的寄读生活和病弱的身躯使多愁善感的庐隐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情结，这对她以后的文学创作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倔强的性格又使她不甘沉寂，民国二年（1913）春，她自名黄英，报考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从民国五年（1916）夏季开始，读了《红楼梦》《茶花女》等中外小说上百本，为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次年夏华业后，她在北京、安徽、河南等地执教。 

　　庐隐于民国八年（1919）春回京，正值“五四”运动兴起，中国诞生了第一所女子高等院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四处奔波，终得自筹经费，于同年九月间作为旁听生插入该校国文部本科三年级，一学期后，以最优等成绩升为正式生。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均执教于北京女高师，庐隐敏锐地接受了新思想。入校不久，她即以出众的文才和口才被推为学生会干事，积极参加和组织演讲、请愿等学生运动。同年十一月十六日，日本浪人在福州枪杀爱国学生，引起社会公愤，旅京闽籍学生组织福建学生联合会进行声援，庐隐作为女高师代表，被选为学联副主席兼《闽潮》编辑。 

　　在积极投身进步社会活动的同时，庐隐以一个觉醒女性的姿态登上“五四”文坛。她开始以“庐隐”笔名，在课余用白话文撰写短篇小说、散文、论文和戏剧等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出鲜明的反封建精神，反映了要求自由、民主、平等，反对剥削和压迫的进步思想。民国十年（1921）一月，她参加了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是会上唯一的女性，并被邀为该研究会会刊《小说月报》的撰稿人。在茅盾、郑振铎等文学名士的提携下，到第二年春大学毕业前夕，她在北京、上海等地已发表作品十多篇。在作品中，她极力为两千年来横遭摧残的女性呐喊。特别是《灵魂可以卖吗》中的主人公荷姑的形象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反抗精神。茅盾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 

　　民国十一年（1922）八月，庐隐大学毕业后，应聘于安徽宣城中学。她因协同一批受“五四”思想洗礼的新教员改革学校积弊，开通地方风气，遭到旧势力的嫉恨和污蔑，心情抑郁消沉，因而发表了短篇小说《或人的悲哀》等愤世嫉俗之作。此后，她的作品转入描述男女青年的感情世界，反映了当时的知识青年（尤其是知识女性）在苦苦探求人生真谛后的失望、迷惘和苦闷，塑造了众多在悲哀中呻吟或是在痛苦中彷徨的人物形象。其中以民国十二年（1923）十月发表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最有代表性。它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直接描述了女大学生的生活和思想，及时反映了“五四”时期的知识青年从反封建斗争中觉醒，又在黑暗在现实面前彷徨的时代通病，轰动文坛。这年暑假，她与北大法律系毕业生、同乡郭梦良结婚。民国十四年（1925）夏，她的第一部小说集《海滨故人》出版，其中《或人的悲哀》被译为德文连载。 

　　同年十一月，郭梦良病逝，庐隐悲痛欲绝，作《郭君梦良行状》纪念他。十二月，她携孤女由上海护棺回到福州。翌年春，她到省立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同年暑假，到市郊鼓岭为郭梦良整理遗稿。故乡之行，开拓了她的视野。她摄取执教和度假中的见闻为素材，写了短篇小说《时代的牺牲者》和《房东》。前一篇，作者谴责了一位学贯中西的留学生对妻子背信弃义的行为，把婚恋当作社会问题提出，而不像以往那样单纯地看作男女间的感情问题；第二篇则描述了鼓岭的旖旎风光和淳朴乡情，对“都市文明”表示了怀疑。这两篇作品分别以其较深的立意和清新的题材受到人们的注目。暑假后，庐隐携女飘泊上海。民国十六年（1927）辗转到北平（今北京）。在教书、编辑之余，饱尝忧患的她发表了《醉后》等散文及小说、诗歌、论文二十多篇，并出版了两部散文兼小说集《灵海潮沙》和《曼丽》。作品多凄清哀婉，有一股缱绻的幽怨和悲凉，以致她自己也承认：“我简直成了悲哀的叹美者。” 

　　民国十七年（1928）春，庐隐认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诗人李唯健，被他一往直前地走自己的路的精神所鼓舞，思想及心境开始转变。民国十八年（1929）春，她与北京大学于庚虞教授合编《华严半月刊》，并在上面发表了中篇小说《归雁》、散文《夜的奇迹》等作品，表现了作者寻找新路、向往新生的迫切心情。她与李唯健以《云鸥的通信》为题，发表了他们的六十八封信函，想象绮丽，感情细腻，文笔优美。庐隐说：“在这里面，有我们真正的作人的态度”，“在那里可以看出，我已不固执于悲哀了。”这些信函于民国二十年（1931）结集时更名《云鸥情书集》出版，并被译为法文印行。 

　　民国十九年（1930）暑假，庐隐不顾社会的冷嘲热讽，与比她小八岁的李唯健结为伉俪，并携女一起东渡，寓居东京郊外。真挚的爱情为她的创作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在日本，她完成了《东京小品》十一篇，生动地勾勒出当时日本社会的风俗民情。民国二十年（1931）初，庐隐一家回国，同年八月，她到上海工部局女中任教。这时期，她又完成了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女人的心》，以及散记式的、清丽可爱的《玫瑰的刺》等作品，创作手法日趋圆熟，风格也渐趋明快。她还根据与李唯健结识并相互爱慕的经历，创作了寓言体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通过各种拟人化的鸟类形象，表现了生命离不开自由、爱情必须心心相印的主旨。该作文采斐然，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二十八日，日军进犯上海闸北，遭到十九路军的英勇抗击。庐隐利用暑假时间，写就反映淞沪血战的长篇报告文学《火焰》；她还发表了《一个情妇的日记》等反映抗日主题的短篇小说，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激励人们摆脱“小我”，奋发救国。 

　　由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遭受迫害，庐隐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仗义执言，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七月发表了杂文《丁玲之死》（当时误传丁玲已死），抨击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她前后还发表了《监守自盗》《代三百万灾民请愿》等约二十篇短小精悍、针砭时弊的杂文，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进步倾向。她一如既往地关心中国的妇女运动，继《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妇女的平民教育》等文之后，民国二十三年（1934）又发表了《今后妇女的出路》一文，号召妇女走出家庭的狭小圈子，为社会做更大贡献。同年，她被邀为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并自编《庐隐短篇小说选》。 

　　庐隐在《庐隐自传》中表示：“我愿将我的生命贡献于文艺。我愿在六十岁做自传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二本成功的杰作。”她不幸因难产于同年五月十三日在上海去世，卒年三十六岁。身后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庐隐自传》《火焰》《东京小品》，以及后人编的各类选集和《格列佛游记》等译著。 

　　庐隐为人耿直、豪爽，她的作品也是直抒胸臆、清畅感人。她是位多产作家，绝大部分作品是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完成的，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自传·教育之我见》中提出的“人格化的教育”、“放任式的教育”，是对僵化陈腐的旧教育制度的大胆挑战，至今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本文摘自《福州史志》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