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济亮

　　近代著名学者林传甲，由教育家成地理学家、方志学家，自勉联语：“万卷图书益人神智，几枝秃笔供我指挥。”他南历苗傜，北化满蒙，颇重教育事业，弟子七千。他以修志为己任，勤于舆地学和方志学。在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号召的感召下，他主张“吾国各省人士，使自知各省，由爱乡心以进于爱国，由经营地方而经营国家，洵立国根本大计。”他力主方志贵乎实用，尤重发挥方志的教化功用，他的一生对方志事业的建树卓著。

　　林传甲的家世和早年生活

　　林传甲（1877—1922），字奎腾，号葵云，福建侯官县(今福州市)人。父亲林文钊，字丽生，先后在四川、湖北、湖南做官，以勤政而卒于任所。林文钊精于历算，著有《算学纪闻》，其深谙舆地之学，对幼年林传甲经常作引导。林传甲自述：“先父讳文钊，官湖北应山县典史，治狱仁恕，缉捕勤能。上游器其才，调署平靖关巡检。先严尝指关门教传甲曰：‘此伍员覆楚之道也’。是时，传甲方诵《龙文鞭影》，而先严已注重地理形胜焉。”自此，应山风物铭刻其心。林传甲曾写道：“平靖关，应山东北七十里。古名冥阨，一名黽塞，一作鄳扼。战国时，南北时，均为攻守要害。因山为障，不设濠隍，故名平靖关。有大小石门，皆凿山为道。《吕氏春秋》九塞之一。先君子守此，御捻匪，安行旅，巡检弓兵，功在缉捕。今日警察，宜继美焉。”

　　光绪九年（1883），林文钊病逝于湖北省应山任内，因其父林宝光葬于武昌洪山，林家遂将灵柩运往此处安葬。林文钊居官廉能，受到应山及周边州县民众所尊崇，灵柩运抵长江埠头，应山县城有绅耆数百人拦舆致祭。

　　林传甲六岁丧父，幼年孤贫。母刘氏课读，知书善文，教子有方，抚育他与传树、传台兄弟三人成才。传甲秉承母教，自幼聪敏，勤慎有恒，有神童之称。后就学于西湖书院，勤俭自立，刻苦读书，博览群书，经史之外，文学、地理、数学尤为所长，秉承家学，幼小即通古法，十七岁就以算术闻名于江汉。先后主讲西湖精舍、求是书院，卓然成家。

　　从湖湘时务学堂到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三年创办湖北民立小学开始，林传甲先后创办了湖北时务学堂、衡州时务学堂、常宁时务学堂，其学识才干受到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当时著名学者湘学使吴树梅、湖南学政柯劭忞等听闻林传甲之名，即聘他往长沙任教，太守刘若曾请他创办辰州中学堂。光绪二十四年林传甲在湘山创办时务学堂。在湖南任教期间，他有许多地理方面的著述，发表有《湖南驿程记》《福建归程记》等。还有一些选题如《群经舆地韵篇今释》《皇朝舆地纪要》《续海国图志》等，屡作屡辍，迄未成书。其时，应湖南学生请求，特著《图史通义》一卷(又名《普通舆地法十二讲》)。此书的论述到一些前人未涉及的领域，很受读者欢迎，并选为一些学堂的教材。是年九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大肆搜捕维新派。林传甲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十分不满，主张改良，结交维新志士，好发议论，针砭时弊，被清政府视为维新党嫌，上了黑名单，险遭逮捕。在母亲的说服下，他克制自抑，幸免身祸。

　　光绪二十八年，福建省开恩科乡试，林传甲以监生资格回福建应试，获第一名举人，即解元，他的万言试卷被礼部选入《直省闱墨》。此后，他两次去京参加会试，均落第。

　　光绪三十年，经严复推荐，林传甲被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在校期间，林传甲著述了《中国文学史》，是中国较早的一部文学史著作，当时的《江南官报》《四川教育报》均予转载，上海出版业曾翻印十余次。同时，林传甲还在顺天中学兼课。

　　日俄战争后，林传甲与吉林翟文选在京师相遇，谈论东北边防形势。林传甲对东北地理的熟悉，使翟文选心服。翟文选一方面劝林传甲出关，一方面向东北当局推荐。光绪三十一年，林传甲拣选广西知县，前往日本东京考察政治、教育，撰有《考察日本报告》。后被广西布政使张鸣歧委办文案，按察使余诚格委办警察学校。

　　夫唱妇随，开创黑龙江近代教育之基

　　是年十二月，经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调，林传甲夫妇从广西赴黑龙江省，先任将军衙门文案处帮办，不久又改任学务处提调，专办学务。光绪三十四年，黑龙江省提学使张建勋委任林传甲为学务公所总务科长。同年，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请补其为直隶州知州，仍留黑龙江省补用。次年，林传甲负责编辑《黑龙江官报》。宣统三年（1911），学部任其为中央教育会会员，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请仍将其留省补用。

　　在黑龙江任职期间，林传甲提调学务，定学田为基产，拨广信公股为基金，创办初等小学十处，上自缙绅，下至瓮牖，遇有学童，林传甲悉心督令入校，唇焦舌敝，劳怨不辞。招第一班师范生五十人，亲自任讲授，编乡土志为课本。他尽心创办各类各级学校，辞退俄国教员，收回俄文学校主权，创建黑水中学。所有省立师范中学农工及女学师范中学职业，无不由林氏夫妇创办。民国元年（1912），黑龙江省提学使涂凤书委任林传甲为提学司总务兼普通科科长。次年三月，黑龙江省都督兼民政长宋小濂委任林传甲为教育司科长兼教育行政会议长。八月，兼通俗教育社社长。民国2年9月27日，创办黑龙江孔教分会，林传甲任首任会长。林传甲在黑龙江专心教育，当时“黑龙江省地处边陲，尚骑射而轻文学，风气锢塞，输导颇难”，至清末改行省，始兴文教。而林传甲不遗余力，“多方劝谕，创办学校，发展教育”。林传甲在黑龙江十余年，创办学校、聘请教员、考试学生、采购图书标本仪器，无不殚精竭虑。

　　光绪末年，其妻祝宗梁创办黑龙江幼女学堂。祝宗梁祖籍河南固始人，蒙古族，著名教育家、诗人。光绪三十一年随林传甲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光绪三十二年，随林传甲自广西到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相继创办女子初等、师范、中等教育，影响并带动全省女子教育的发展。民国5年，林传甲因病辞职，祝宗梁随其赴京。后又去察哈尔创办、发展蒙古族教育。编纂有《中国女子历史》240课、《龙江女学文范》，另有古体诗数首传世。

　　他们夫妇不避嫌怨，不辞劳瘁，多方劝谕，亲自授课，精心辅导，往来教学，终年不辍，对于困难学生还酌予补助。由于他们“近十年来，息影龙江，一意教育”，所以到“宣统之季，男女生至三万人，传甲力也”。民国初年，省城已办起第一师范、第一中学、满蒙师范、第一女子师范、第一甲种农业学校、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政法专门学校、铁路肄学社、第一女子中学以及女师附小、中附小、师范附属两级小学。不少曾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学生，后来成为黑龙江教育界的骨干。他还创办黑龙江教育成绩展览会，创办通俗教育社，开办最早的讲演、音乐、体育、讲习班，为黑龙江近代教育的奠基人。

　　林传甲还致力于黑龙江地方志和其它著述，注重地方历史的研究与普及，他所修志书多系乡土志类型的。乡土志是戊戌维新后出现的一种比较通俗的地方志，多为采记实录，体例简明概括，有助于应用与普及。乡土志是志书的发展，在近代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中国面临着民族危机时兴起的，它顺应了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林传甲对修乡土志贡献卓著，宣统年间编著《黑龙江乡土志》。他所修志书独具特色，突破清廷颁行的《乡土志例目》，远离“按目考查，依例编撰”的惯例，从实用出发来确定细目，科学编成320课，可谓内容充实。既是一部通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部启蒙教材。

　　林传甲从广西调赴黑龙江途经粤汉、京汉、京奉、南满、东清铁路各线，联想到中国交通落后，而兴修铁路多经洋人之手，且铁路交涉又多棘手，深感国家缺乏专业人才，应兴办铁路学堂以谋自强。到黑龙江省后，与留日的铁路学堂毕业生陈谟相识，即共同创办铁路肄学社，合编《铁路教科书》。

　　林传甲在黑龙江办学坚持十年写教育日记，写成《黑龙江教育日记》一书，书中主张以日记形式考查教职员，使人人尽职尽责。《龙江旧闻录》出版于民国3年，计有《旧政》《旧事》《旧地》《旧谷》《旧物》五篇，共一百章。在《旧政》中所记钱法变迁、留学、旧学、救月、儒将绥边、公署等足资考证。《旧地》中之土城遗址、地藏寺古钟、木牌楼、船套、折戏楼及瓮城等都是前所未见的记述。《龙江进化录》，出版于民国3年，计有《农垦》《工艺》《商务》《矿质》《交通》《文化》《自治》《附录》八篇，共一百章。

　　还有《龙沙六种》《黑龙江学校概况》《黑龙江肃慎山记》《龙江歌集》《龙江演讲集》《龙江史论》《龙江诗选》《龙江诗选篇目》《龙江客谭》《林下诗存》各1卷。

　　后林传甲因病辞职，离开黑龙江省，后周游各地。民国4年，开始游历西北、华北，考察地理民情。沿京张铁路、张绥铁路到丰满县，后返回天津，从天津取道保定，去易县永宁山，游览清西陵。根据一路考察所见，结合过去旧游所得，撰成《中国铁路形势论》，概述了中国铁路布局形势及铁路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重要影响。

　　民国4年，为使黑龙江省诸生懂得“读书之法”，林传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筹笔轩日记》，记述他的读书心得，最初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什么话？》栏，末署鲁迅辑。

　　民国6年，林传甲在易县讲学，著有《易水纪游》《易县入京纪程》《大中华易县地理志》《古易县考》。还编纂《直隶省易县志》《易水文源》等著作。林传甲评阅、连德纯校《易学进阶》中汇集易县中学学生阐发易理、易义的习作107篇，分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四类。

　　虽处荒年、吾学不敢荒，总纂《大中华地理志》

　　民国6年，林传甲看到“日本调查吾国，所编支那省别地志乃次第出版”。《支那省别全志》（以下简称《全志》）是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一部有关中国的地理总志。《全志》从异国的角度记载，内容丰厚，资料详实，对中国地志编纂产生一定影响。然而《全志》又是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项目之一，为日本对华政策服务，为日本扩大在华利益提供参考。

　　鉴于此，林传甲“益觉外人谋我之急”。于是，在中国地学会发起编《大中华地理志》并被推举为总纂。受任之后，在“国内多故，人心靡宁”的困境中，他仍“发愤遍游环宇，以作成全国省区志为己任”。他自言：“传甲虽专心教育，未谋仕进，每同膺荐剡。民国初，宋公荐任教育司科长一职，遂服务十年。先妣林下老人寿终，给解职南游。在京师承中国地学会同人，推任《大中华地理志》总编。周游各省，期以十年之内，编成各省区地理志出版。”

　　林传甲在《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出版之宣言”与“自序”中叙述修志经过：“大中华民国十月十日，国庆日。中国地学会《大中华地理志》总纂闽侯林传甲，受事五年，功甫及半，谨以负笈周游出版次序，报告于各省区同志，以明匹夫之责任。”民国5年，编《大中华易县地理志》，为本县小学用；民国6年，到山东济南讲学，调查山东职业教育情况，事后写成《青岛游记》，对青岛的工商业，渔业、牧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等作了详细的叙述。编《大中华山东省地理志》，为本省小学用；民国7年春季编《安徽志》，夏季编印《浙江志》，秋季编印《江苏志》，皆三月成。和吉林省教育会王伯康会长，相约游吉，编《吉林志》。民国8年编成《江西志》《福建志》《湖北志》《京师志》《京兆志》（并有《京师街巷记》）。民国9年，编成《山西志》《直隶志》《河南志》。他计划编纂的《大中华地理志》还包括当时全国1844个县，每县一册。

　　至民国9年，林传甲为编纂《大中华地理志》历经15省，据《黑龙江志稿·人物志·林传甲传》载，共编成京师，京兆，苏、浙、皖、赣、晋、鲁、鄂、豫、闽、吉诸省地志12种。林传甲所修志书不仅在志书名称上多由“乡土志”更为“地理志”，而且于民国间修的志书全都冠上“大中华”的字样，并增加民国间新政细目，爱国反帝思想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

　　林传甲的方志思想

　　林传甲对历史地理著作研究和方志理论均颇有造诣。评述郦道元《水经注》实为疏证《班志》而作，非《禹贡》外传，“顾景范《读史方舆记要》志在谈兵，不以考订为工”。论《湖南通志》说：“选举兼及岁贡，军功兼及虚衔。可取者，惟舆图及艺文，金石而已”。论地方史志说：“宋人杭州掌故详博现存者，以潜氏《临安志》为最，其次，《都城纪胜》《四朝闻见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钱塘遗事》等书，采摭亦精。”

　　关于方志编纂目的，他认为方志不是虚言浮辞，装点门面之书，力主方志可裨实用。“使人观于山，宜思所以控制；观于水，宜知所以灌溉”，批评《一统志》过多“搜罗人物，流连风景，于形势险要略焉，盖词臣不知大体”。有关方志的编纂，认为应简而有要，朴实传信，对“近人修地志只志人物，不志天地”和“装点名胜如八景之类”，认为是“空谈土政之变迁，夸张八景之奇怪，于天地无所得也”，从而推崇《乾道临安志》“简而有史法，不似近日邑志之滥刊”。关于志书资料收集方面，则主张广罗有关文献资料，又重视实地考察、采访，积其修志经验为“编某省志，必至某省，是在到处求学、逢人善问，所至无不成”。至于编修方志，主张广征资料，详加厘订，先作丛目、长编、目录，史事详而不漏，史文宜尚简要。此外，还主张对资料要精于考证核实，而事实不宜删削遗略，力主临文不讳。对地图则强调其重要性，人为图法历史悠久，舆地非图不明，无图不足以资考证。对方志行文，主张通俗浅近，雅正有据，强调行文尚简之旨。

　　“编某省必至某省，此林传甲经验有得者”是林传甲在编辑各省地理志的一条成功经验。正如他言道：“奉天，往来十数次，调查亦较详，志在必成。……吉林、长春、滨江，沿路而外，尚未游历，必亲来问学，而后地理志可以征信传久也。”在《吉志》“凡例”云：“偏僻地方，如虎林、饶河、勃利、绥远、同江，此次皆有新调查，并向游历人访问。各县父老，教员、学生，对于本县多调查修正，亦署姓名。”在其方志理论的指导下，经过修志实践经验，取得修志卓著成就。正如韩杰序中云：“林子编印《大中华地理志》已十二编矣。长髯瘦削，状若老叟。然精神到底不懈。三阅月而吉林志成矣。其坚忍卓绝，所成就者，盖千秋之盛业”。

　　民国11年1月26日，林传甲病故于吉林省教育官署，时年45岁，除致力教育外，他在文学、历史、地理等方面，“著述极为宏富”，有相当学术价值，所作多抒发忧国忧民之情，讲求富国强兵之术，可谓学博识鸿之士，曾被誉为“学界巨子”。林传甲以不到半百之生命，在地理、方志、文学和音乐教育等方面作出了卓著的成绩，确实是一位不应遗忘的福建乡贤、教育先驱。

　　（作者单位：福州市社科院）

　　(本文来源：《福州史志》2019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