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常飞 文/图 

朱仕琇《梅崖居士全集》书影（清乾隆刊本） 

　　清乾嘉时代，考据学是学术主流。当时学者多重视实证，一字之讹，下笔万言，援引群籍，数千百条。虽一本经史为正道，而学术趣味主要专注于对典籍审音辨字、训诂考证以成笺疏传注。各大书院不乏汉学大师，多以考据之学教授生徒，视古文为小技。这样的背景下，能自觉用力于古文者甚少，姚鼐言“近日后辈才俊，讲考证者犹有人，而学古文者最少”，诚属事实。朱仕琇有感于古文之式微，效法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理想，独立于当时儒林，不懈传授古文，遂形成一股古文思潮，成为闽省最著名的古文家。朱仕琇教授鳌峰书院十年间，指导弟子甚众，“凡闽人治古文者，不问知为仕琇弟子否，则亦闻之于仕琇弟子者”。著名学者陈寿祺曾说：“建宁朱梅崖之文，张亨甫之诗，皆足以雄视天下”。陈衍亦颔首肯定，曰：“福建人以古文词名家者绝尠，先生（朱仕琇）敝精力于为文，在吾乡千百年来当首屈一指”。

（一）

　　朱仕琇（1715~1780），福建建宁杨林人，字斐瞻，学者称之为梅崖先生。自幼秉承父、兄之教，故童龀好学，稍长即读书于“柴门依涧立，崖草当窗芜”的溪西松谷别业，以其敏慧，十一岁时，为文即援笔立就。雍正七年（1729），入县学、补诸生，以文受知于河南程元章先生，深得赞赏。后奉父命从学江西名孝廉汪世麟，汪勉励曰：“子但通习诸经，可以推倒一世豪杰矣。”仕琇听闻此言，志气备受鼓舞，于是沉潜百家九流，历览卷帙万千。

　　乾隆八年（1743），清廷委任翰林院编修吴华孙视察邵武教育情况，并主持考试。仕琇以诸生资格应岁科试，所作文章得到考官激赏。吴华孙喜其才华，称许备至，欲循例保举仕琇为知县，被其婉言谢绝。

　　乾隆九年（1744），仕琇年值而立，芸窗苦读终获乡试第一。翌年，进京参加会试，却落选不第。盖因制义之文，要“代圣人立说”，试者不允许自由发挥。乾隆帝有言：“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文”。中选与否，取决于应试者对四书五经的熟悉程度，与驾轻就熟的句式结构安排，舍此无他途。而仕琇“应举制艺，亦纯以古文之法行之，不肯稍降其格”，并认为读书不能只自固于经圣之书，曰：“然一志六经，不读非圣之书，此恐过泥。”另据《清史稿·朱仕琇传》载，其“记诵拙”，可知他的记忆力要逊于常人，如此则对于死记硬背的科考文章，自然无优胜处。于是，他遂生归去之心，欲躬耕田园。还家后，仕琇并无封笔弃文，反而愈加发奋。翌年三月，再试京师，终于高中进士，继而选任翰林院庶吉士，“当是时，天下人无不知有梅崖者，名公卿咸刮目焉”。

　　庶常馆实习期满后，仕绣历官山东，出知夏津县令，在任七年，廉洁奉公，体恤百姓，县内民安无事，深受民众感戴，为之谣曰：“夏津清，我公能”。仕琇在任虽吏事繁芜，而古文之研习无废，案牍劳形中亦学足三余之力，心志不敢落后于恒人。他每以古贤自期，尝语友人曰：“仕琇受性迂疏，无他技能。少志为文辞，入都来思览天下豪英以相激发，自视不敢望如唐宋诸名贤，亦庶几姚牧庵、虞伯生、王道思、归熙甫之徒。今虽出吏，此志犹跃然胸膈间，未尝衰歇也。”

　　乾隆二十一年（1756），漳水冲决夏津堤防。仕琇耽于诗书，向往名山事业，自觉吏事非其所长，曾云：“为吏连蹇，志每羁而不申，有如鸿鹄折翮，无复湖海之骋，仰视天云，空长嘹唳也。”遂以河事不能胜任为由，决意拂衣归去。朝廷怜惜其才，改其职为福宁府学教授，因念家母年老且疾，遂决意假归，以奉侍终养。乾隆三十二年（1767），母离世，朝廷复补其为福宁府学教授，仕琇欲“居丧三年”以尽孝道，又借足疾不瘳为托，辞不复命。次年，当事者多重仕琇之学识、道德，认为其修为足为多士楷模，于是礼请其掌教福建鳌峰书院，他推让再三，不能遂愿，终就讲席之位。

（二）

　　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慕名者比肩接踵，索文不断。他学而不厌，遍读群书又以谦恭自持，更诲人不倦，皆本其所学以教生徒。他曾与人论学文之心得，云：“经濬其源，史核其精，诸子通其指。《文选》、辞赋博其趣，左氏、太史劲其体，孟、荀、杨、韩正其意，柳、欧以下诸子参其同异，泛滥元明近世以极其变，归诸心得以保真，要诸久远以俟其化。”教人作文，要求“综其要，以立诚为本，以文从字顺，各识职为旨归，以中有所得而能自为为究竟。”主张“为文当先高其志，使其心有以自置，以观古人之言犹吾言也。然后辨其是非焉，察其盈亏焉，纠其诚伪焉，定其高下焉，如黑白之判于前矣。”这是“文以载道”的作文观，强调行文的目的在于对内要能安己润身，对外要能“安人，安百姓”，一言蔽之，乃通过作文进行人格塑造、境界提升与对儒家志业的实现。仕琇教人读书之法，首重对古文的研习，曰：“古文虽难，然随人材质习之，即其所得浅深，皆可以正心术，导迎善气”。乾隆三十五年（1770）八月，适逢弘历皇帝六十寿辰，又值皇太后八十千秋，清廷特开恩科，鳌峰书院中学生多有躬逢此幸而选去者。他们惧仕琇平日所课之文年久散佚，便欲撷集刊刻保藏，以便流传咏诵。书成，名曰《鳌峰课艺尤雅编》，仕琇序于书前。

　　清代，中国书院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正处于全面普及的历史阶段，各地书院林立，致知进学之风气颇为浓厚，鳌峰书院作为闽省最高学府，生员中颇多学人智士。而其时清廷虽明示“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若仅攻举业，已为儒者末务”。然因科举考试为读书人仕进的唯一阶梯，故而在考课之外，有志于学者屈指可数。仕琇认可八股文取士制度，并不薄其为非孔孟正道。对它的功利一面却并不在意，认为“夫传圣贤语义，行以古人之法者，科举文之正鹄。至于遇否，固系有司识之明暗，而亦作者之命也。”他进一步道：“制义亦宜究心……至科名得失，身外事耳，何足萦心乎！”“望继在学问行谊，卓荦追古人，不在外来科名。”自仕琇主持书院以来，造就人才甚众，门生里亦多有得中乡试、会试者，但也不乏经明行修之士。乾隆四十四年（1779），朱仕琇因病辞去书院教职。其学生龚景瀚一则担忧仕琇“一旦忽以急去，诸生有不释然者”，一则寓难舍之离情，于是作《送朱梅崖师归里叙》，阐析仕琇的文章风格及思想观点，使书院诸生及私淑人者，有所述焉。

（三）

　　回到建宁，仕琇并未因健康欠佳而栖身林下，不等身体好转，便又执教于当地濉川书院。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暇日常与朋侪切磋琢磨，以同促互进。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廿九日，朱仕琇因病情加剧，卒于里舍，享年66岁。闽城中尝问业于仕琇者，闻讯皆中心惨恻，“不克人，人自哭”。同年十月，从学者请为位于西湖宛在堂诗龛中。十一月，诸生奔走学使院、巡抚及诸主事官员，佥言曰：“梅崖先生主我鳌峰讲席者殆十年，厥教在诸生之心，俪古大师。诸生于其在也敬以爱；于其去也思；于其没也极哀。请入神主院中，岁月日荐，如先生也。”

　　朱仕琇为人谦和有礼，平易近人，一生深研古文，为文以“立诚”为本，“人如其文，蔼然仁义，淳古淡泊，终有至味”。他早年推崇韩昌黎，又博采秦汉诸家之长；其后追慕归有光，晚岁遣词造句极自然之境，其调古雅萧散，自成一家。身后有《梅崖居士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等行世。

　　（来源：2019年12月16日《福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