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词人张元幹
张元幹(1091—1161年),字仲宗,号芦川居士。永泰县人。出身世宦名族,书香门第。他的父辈兄弟五人俱登显宦,时人称赞他们是“丹桂五枝芳”。张元幹曾亲自投身于抗金斗争,其词风格豪壮,开南宋壮词创作之先河,影响到陆游和辛弃疾的词创作。
游学与交友
在永泰县戴云山麓的月洲村,有一座楼叫“寒光阁”,这里书声琅琅,张元幹自幼就与父辈唱和,吟诗作对,大家都惊奇他的敏悟。元幹的母亲早逝,所以长年随父宦游南北,到了及冠之年,特地到江西南昌向大诗人黄庭坚的外甥徐俯学习作诗的“句法”;又与舅父向子諲等结社唱和,登高赋诗,把酒论文,“吐凤词华”,“如虹豪气”。
元幹游学江西后,又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入太学(中国古代的大学,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为上舍生(太学分外舍、内舍、上舍,学生依次上升),极有声名。
不久,就到澶渊任职,后又为陈留县丞。他官职虽卑,但年轻气盛,谙尽“升平”的欢乐,过着裘马轻狂的生活。其间,他多次返回闽中,遍览大江南北的山光水色,广交天下名士,拓展艺术视野。他与刚烈正直极有政治远见的陈瓘畅谈累月;又到无锡与李纲交好,并商讨治国救民之策,“历论古今成败”,力求“速拯涂炭疲民苏”;还去常州拜访当时的“儒门老尊宿”,朱熹的老师杨时。但这时,他的生活顺当,还没有经历曲折磨难,词作的内容仍然缺乏深沉的人生内涵。
从军与避难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兵围困汴京,元幹投笔从戎,登陴拒敌,浴血奋战。当时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主持京城抗战,元幹即入幕辅佐。他在《祭李丞相文》中说:“寐不解衣,而餐每辍哺,夙夜从事,公多我同。至于登陴拒敌,矢集如猬毛,左右指麾,不敢爱死。”由此可以看到张元幹赤诚的爱国之心和冒死御敌的壮举,诚可惊天地,泣鬼神!由于开封军民浴血奋战,终于击退金兵,京师解围半年后,李纲被投降派排挤出朝,元幹也与之同日遭贬。年底,金兵再度攻入汴京,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元幹只好南下避难。这时,真是“伤弓更心折,回顾皆惊波”,“客里了无况,乱来何止贫”。他目睹江山毁于误国权奸之手,“愤切吞妖孽”,真想“一战靖烟尘”,但请战无路。
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即位,建立南宋,首任李纲为宰相,元幹也被召用,任将作监(掌管建筑工程)。他的“整顿乾坤,廓清宇宙”的理想、“上复九庙仇,下宽四民苦”的决心,但不久就破灭了,原因是奸权只顾逃命避敌,李纲又被排挤落职,元幹对南宋小朝廷完全失望了。他十分气愤,“不屑与奸佞同朝”,当他正当壮年,就“飘然挂冠”,返回闽中避难了。
五年战乱,国家破亡,山河沦落,理想破灭,百姓涂炭,生活贫困,使元幹的审美观点起了重大的变化。他的词作,一变过去倚红偎翠之态,摆脱了香软绮丽的格调,换来满腔的勃郁与不平,填写了一首首豪迈奔放、激越高昂的新词。他的创作不再流连风月,而强调社会责任感,正如蔡戡在《芦川居士词序》中说的:“其忧国爱君之心,愤世嫉邪之气,间寓歌咏。”
隐居与入狱
绍兴元年(1131年)后,江南战火渐息,高宗定都临安,小朝廷只要求做个小皇帝,一味忍耻偷生;而奸臣专权,曲意阿附,无心收复失地。仁人志士在失望之余,又决不同流合污,所以只好回到恬静的大自然中去,以求心灵的超脱和人格的完善。元幹回闽后,与李纲、李弥逊等好友“登高望远,放浪山巅”(祭李纲佚文)。
绍兴八年(1138年),高宗公然向金称臣纳贡,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李纲在福州闻之,立即上疏反对。这时,元幹也在福州,听到后怒不可遏,当即作《再次前韵即事》诗,痛斥秦桧:“群羊竞语遽如许,欲息兵戈气甚浓”。又作《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激发他东山再起,重整朝纲。元幹抒发了“气吞骄虏”的壮志和对“欲息兵戈”权臣的义愤,写得慷慨悲凉,感人至深,成为千古名篇。绍兴十年(1140年),李纲病逝福州,元幹又作诗五首、祭文两篇,以寄哀思。
绍兴十二年(1142年),枢密院编修胡铨因过去曾上书反对和议,并请斩秦桧,现遭诬陷,再贬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并将与胡铨有牵连者皆加贬谪。当举世避嫌畏祸、结舌籍口时,元幹却刚直不屈,挺身而出作《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为胡铨送行,规劝和安慰胡铨要放眼看古往今来的国家大事,不能像小儿女辈专讲恩怨私情。元幹在低沉悲郁的声调中,发出沉重的吼声和响雷,开创了词坛沉郁悲壮的风格,把爱国主义的斗争内容融进词中。绍兴二十年,秦桧获知元幹送胡铨词,将他追赴临安大理寺,削籍除名,逮捕入狱。但秦桧的淫威没有使他屈服,出狱后作《水调歌头·罢秩后漫兴》等抒愤。到了70岁,还作《陇头泉》,仍坚信“整顿乾坤,廓清宇宙,男儿此志会须伸”。之后,长期浪迹江南,写下充满刚正豪迈的爱国主义的诗词,既旷达疏朗,又悲壮激扬,奏出时代的声响,显示诗人的心声、人格和风格的一致。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元幹客死他乡,享年71岁,著有《芦川归来集》《芦川词》。
(杨树)
(来源:《可爱的福州丛书之三 福州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