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的继承人黄榦
黄榦(1152—1221年),字直卿,号勉斋。长乐人。家道清贫,但自幼颖悟过人,志趣高远,慨然有求师问道之志,是朱熹理学的重要传人。
志坚思苦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黄榦之兄黄东官吉州,所以黄榦也就认识了著名的教育家刘清之。刘清之十分惊奇黄榦对道学的悟性,就特地修书一封,推荐黄榦到朱熹门下深造。黄榦来到朱熹家里,不巧,朱熹外出,当时又下着大雪,他便留住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直到第二年春才见到朱熹,拜学于门下。黄榦意志坚强,善于思考,对导师不仅“闻其言论”,而且“观其举措”,朱熹很赏识他,曾对别人说:“直卿(即黄榦)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1180年,湖湘学派的创立人、岳麓书院的主持者张拭去世了,朱熹对这位最友好者的死极为悲痛,亲自写了祭文,还写信给黄榦说:“君道益孤矣,所望贤者不轻。”朱熹对黄榦期望很大,淳熙九年(1182年),把次女许配给黄榦为妻。
“道付沧洲”
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建阳考亭建造精舍,“扁曰竹林精舍,后更曰沧洲精舍”,朱熹自号“沧洲病叟”,并写了一首《沧洲歌》,其中有谓:“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可见,“沧洲”含有隐居讲学传道的意思。他们在人际关系方面也十分淳朴,他们的生活态度是淡泊名利,厚道宽宏,重教尊贤。当时,朱熹曾说过:“它时便可请直卿代即讲席。”由此可见朱熹对黄榦的器重和黄榦学术上已有很高的造诣。朱熹明确提出“传心”二字,并说:“学未传心,言徒在耳。”黄榦在阐述“心法”时认为“荣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要直截此心无愧无惧,方见得动静,语默皆是道理”。黄榦始终坚持讲学传道,光扬理学道统。
维护学说
庆元元年(1195年)宁宗即位,赵汝愚为相,首推朱熹入经筵,这引起外戚韩侘胄的忌恨。在右丞相赵汝愚被罢出朝、奏章迭上纷击道学时,朱熹不顾个人安危,写《封事》数万言,为赵汝愚辩解,后虽将谏稿烧了,但朱熹的学说终被订为“伪学”。这就是庆元党禁,这当然是韩侘胄党徒蓄意制造的。其实,这批学者并不熟悉官场,他们只是为了发展儒家学术,在这场斗争中只是被当作炮弹而已。在当时政治高压下,门人中也有畏祸回避的,也有托词离去的,还有“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的,而黄榦是一心事师,筑谭溪草堂为其“讲道著书之地”。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病危急时,把深衣(古代诸侯、大夫,闲居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裳相连)和所著的书给黄榦,“手书与诀曰:‘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朱熹去世后,黄榦持心丧三年,并仍积极开展存统卫道活动。
入世匡时
黄榦研究理学并非单纯讲道著书,还结合实际。韩侘胄逐渐意识到党禁对他的声望不利,“伪学逆党”的人员也没有什么不轨行为,又未结成什么“逆党”,所以于1202年,朝廷下诏封朱熹为华文阁侍制与致仕恩励,意为批准退休。其实这时朱熹已逝世两年多,再批准退休,岂不荒唐,但其用意是松弛学禁。这样,黄榦被任用了。嘉定初年,黄榦任临川、新淦县令、通判安丰军、知汉阳军、安庆府等,所到之处都尽力筹防,革新吏治;讲述理学道统,关心民间疾苦、他治理安庆,安庆人以“黄父”称之;他在汉阳军任上,当时正值大旱,黄榦面对饥荒,大举赈济,曾收养外地流民2700多人,并盖屋任其留住,百姓十分高兴,莫不异口交赞,
继承道统
黄榦在临川任上,到郡学进述理学思想;在汉阳军任上(1214年),撰写了《徽州朱文公祠记》;1215年撰《鄂州州学四贤堂记》,阐明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1216年,黄榦主管武夷冲祐观时,赴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讲述朱熹生平;1217年治安庆府事时,经常“晚入书院讲论经史”;1218年到白鹿洞书院讲学;1219年,返回福州;1220年致仕专从讲学,弟子日盛。1221年,黄榦逝世。
黄榦到了晚年,编撰《朱子行状》,综述朱熹的一生,全面论述朱熹的学问、道德,把朱熹尊为“万世宗师”,将朱熹提到民族文化代表者的高度。黄榦还论述了朱熹的“为学”、“为道”、著书讲学等种种活动。对朱熹的日常生活细节也作了描述。“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描述朱熹的起居衣着;早起后,“拜于家庙,以及先圣”,然后“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拥念而坐,或至达旦”。这些描述,给后人留下朱熹幅巾方履、规行矩步、瞑目端坐的理学家的状貌。
黄榦在学术上固守师说,但也有所发展。他把“传承道统”视为朱熹最大的成就,也遍求诸家的优点,对朱学以外的其它学派,决不一概排斥。他认为尊德性和道问学二者结合起来才全面。
总之,在朱熹逝世后,闽学学者尊黄榦为理学的继承人,使他居闽学学派领袖地位达21年之久,这在当时是公认的。后来,黄震也认为:朱熹“门人号高弟者,遍于闽、浙和江东,独勉斋先生强毅自立,足任负荷。同门有误解,勉斋一一辨明”。
(杨树)
(来源:《可爱的福州丛书之三 福州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