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不居的学者高梦旦
淡于荣利 崇尚实用
高梦旦的先世为长乐大族,富甲一县,到了高梦旦这一代已中衰。他的两位胞兄:长兄啸桐(名凤岐),是桐城派古文学家,壬午(1882年)科举人,其后官至太守;次兄子益(名而谦),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精通法文,蜚声外交界,曾任驻意大利公使、外交部次长。高梦旦自幼聪明,由其母口授四书五经,未外出求学,稍长,啸桐教他作文。16岁丧父,所以,他侍奉长兄好像父亲、老师。
高梦旦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却淡于荣利。偶应童子试,得补博士弟子员。当时,他如果想进入仕途是很容易的事。但他以教读、笔耕自给,生平好为实用之学,所作的文章,自创“写实体”。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署名“崇有”或“崇”“有”,系取自晋哲学家裴頠(267—300年)之《崇有论》,以矫正时俗浮虚为己任。他认为“凡人只须一名可耳,既有名,又有字,与人与己两不便,不若废之。”所以,他的名片只有“高梦旦”三字,籍贯既署省又署县,与当时的人用的名片大不相同。那时,梁启超创办《时务报》于上海,梦旦投稿论废除跪拜之事,梁读后,大为叹服,十分赏识。从此,有书信往来。
立下宏愿 素教科书
高梦旦一生崇尚实务,且热爱真理、信仰科学、反对清谈。1902年,求是书院改为浙江大学堂,聘高梦旦为教习。翌年,大学堂选派学生10人赴日留学。高梦旦任留学监督,率学生东渡。在日本年余,他考察日本所以会兴盛的原由,主要是兴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小学,因此发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志愿,解职而归。
1903年春,商务印书馆根据教育家蔡元培的计划,编辑小学教科书,张菊生(元济)任编译所长。是年冬,刚好高梦旦回国,就聘请他到该所任国文部长。他对于小学国文教科书,先定全部计划,然后着手编辑,采用合议制,出席者除高梦旦外,还有蒋维乔、张菊生、庄百俞等。由任何一人提出一原则,共认为有讨论价值者,彼此辩论,不厌其详,第一册初稿完成,高梦旦每天下班就带在身上,遇到知己朋友,就向其求教,请其批评。那年代文人自己撰文。大多不愿他人增损一字。高梦旦却认为一人见识有限,必须互相批改,以求完善。国文部在他领导下,形成了这种好风气。彼此水乳交融,毫无成见。第一册出版后,不到两周,即洛阳纸贵,不胫而走。历时两年,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全稿完成,被教育界采用者十余年。接着,修身、历史、地理、唱歌、字帖等教科书,同时并出。高梦旦昼夜勤劳,周密计划,延揽人才,分任编辑。教科书由小学扩展至中学、师范。全国学校,多数采用。这是他在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步成功。
后来,商务印书馆日益扩充,张菊生主持总公司,高梦旦担任编译所所长。鉴于时代进步,旧法已不适用,高梦旦创议翻译日本法规大全,以闽县刘子楷为主编,三载成书,销数仅次于教科书。他还参与创办《东方杂志》,主持印行闽县林纾、侯官严复所译著丛书。
倡编新辞书 改革检字法
那时,教育既兴,人们渐渐重视科学,而学术研究,必须有好的工具书。以往的字典,已不适于时代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缺包罗中外古今典故、辞语等之新型字典、辞书。高梦旦有鉴于此,倡议编《新字典》《辞源》,在编译所中另设辞典部,聘请陆伟士负责,而高梦旦几乎没有一天不参与这项工作。为了编好辞书,他常与陆伟士商议、争辩,就像编国文教科书时那样认真。《新字典》先出,《辞源》经数次易稿,费时8年,方始成书。出版之后,也像教科书那样受到欢迎,销路很广,至今仍被学术界所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高梦旦首创部首改革法。他有感于我国汉文文字太繁,认识不便,早年与劳乃宣研究汉字改革方法,往复讨论,积累了许多书稿。他提倡简笔字,作有《简字方案》。他又感到《康熙字典》检字困难,经长期苦思力索,创为百部部首法,将《康熙字典》中的214部按字形相近者合为80部首,并确定其上下左右部属,成为后来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的雏型。
求贤让贤 功成不居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新思潮逐渐传遍全国。高梦旦认为自己不识“旁行文”(横写的外国文字)不适于编译所所长之职,曾对蒋维乔说:“公司犹国家也。谋国者不可尸位,当为国求贤……若不为公司求继起之人,如公司何?”于是,他亲赴北平,拜访胡适之,邀其屈就编译所所长。胡适之感其诚,在暑假南下抵沪试办数月,自觉才性不宜,力荐其师王云五以自代。王云五到任后,高梦旦退居出版部长,让王云五能更好地发挥其才智,而自己尽力帮助他。
高梦旦经过十多年的研究,觉得“四角号码”检字法比以前简便得多,但还不够成熟。他发现王云五也有兴趣研究检字法,便把自己苦心钻研“四角号码”的所有原稿供王氏参考。王云五就在他原稿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补充,但在这过程中,高梦旦与王云五之间时常面商或电商,终于在1926年获得成功。所以,王云五在《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出版时,特于书首指出:“高梦旦为本检字法附角之发明者。”高梦旦于《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中亦作有序言,重点在于“改革”之论述,对于自己的稿让于王云五之事,序中只字未提。
此外,如度量衡制度之改革、电码省便之方案,高梦旦都有新的创意,供献于有关当局,得到采用,使许多人受益,而他既不向他人提及,撰文亦多不留底稿。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25年,自己要出书是很容易的事,但他所刊行自己的著述,仅《十三个月历法》《泰西格言集》两小册而已。
1928年,高梦旦(虚龄)60岁,向公司告老,董事会一致挽留,他坚持己见,但自任董事如故,尽力于公司如故。他一生对我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功成而不居,像高梦旦这样的学者实在是很难得的。王云五曾说:“胡适之先生称他为现代圣人之一,绝对不是过分。”与高梦旦同事很久的庄百俞则说,高梦旦“素持成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在我之旨。古之人,不可及也!”
(陈松溪)
(来源:《可爱的福州丛书之三 福州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