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勇闯社区治理深水区,书写“三个如何”新答卷
“幸福里”的合伙人
在大凰山社区,社工、志愿者和老年居民共同参与互动游戏。本报记者 池远摄
260场次!这是今年福州市鼓楼区各大社区接待考察团队的次数,堪称历年之最。一个鼓楼区,为何能引来全国各地同行的“围观”?大家都是冲着“幸福里”来的!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军门社区时提出“三个如何”基层治理时代命题,鼓楼区凭借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经验做法,成为全国模范生。
2024年,“一哥”又出“大招”——“幸福里”!
什么是“幸福里”?通俗地说,是一种全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把社区当成综合体来运营。
在基层治理不断面临挑战的今天,这一模式有何新意?一年来,本报记者一线蹲点社区,结识一群“幸福合伙人”,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发现“幸福里”背后是福州回答“三个如何”的新答卷,为全国社区治理共性问题寻求更优答案,在“高原”之上筑“高峰”。
他们让社区变“大”了
“这一整栋楼全是你们社区的吗?”
“是的,一共5000平方米。”
11月14日,新疆昌吉州的干部在树兜幸福里参观时,反复向树兜社区党委书记叶蕾确认。树兜幸福里2024年3月正式运营以来,只要有团队到访,首先好奇这么大的空间是怎么来的?
和全国许多社区一样,树兜社区1981年成立后,一直“窝”在老旧小区,空间小得只够办公,几乎没有活动场所。2023年,书香红墙新苑小区回迁时,一栋位于小区东门的5层楼建筑早早预留给树兜社区。彼时,大多数人只惊叹于政府的“大手笔”,殊不知这正是鼓楼谋划“幸福里”走出的关键一步。
“五层楼划分了不同功能区,可以满足群众医、食、学、行、购、托、健、养、业、情等十大类需求。”
“社区一共就这么几杆‘枪’,一栋楼这么多活怎么忙得过来?”
叶蕾脱口而出:“靠‘合伙人’!”
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用专业一点的话说,公共服务资源集成化、均等化程度直接影响居民满意度。在“幸福里”模式中,鼓楼一手布局“大”空间,一手探索新机制——“幸福合伙人”。
什么是“幸福合伙人”?即在社区党委领导下,邀请有意愿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参与一系列社区服务领域的改革与创新。
在树兜,率先“入股”的合伙人,是鼓楼区国投集团。鼓楼国投“带资”而来,通过市场化这只“看不见的手”,为社区实现公共服务资源集成化解决了三大痛点。
一是人,社区人手不够怎么办?叶蕾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树兜社区常住居民2844户、8974人,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只有16人,除了日常工作外,要想全盘运转十大类服务,至少需要增加7倍人手。
“幸福里由国投整体打包运营,从统一功能规划到基础装修,再到招募各类服务方,全部由专业人员负责。”叶蕾说,如今树兜幸福里不仅能服务辖区居民,更惠及周边居民群众超5万人,“每天的人流量都有近千人次。”
二是服务,数量和质量如何做到双优?对治理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的鼓楼来说,服务早已不满足于“有”,而是要做到“最好”。拿长者食堂来说,2022年鼓楼就在全国率先实现“长者食堂·学堂”社区全覆盖,如何实现良性运转,各社区各显神通。“既要优惠又要高质量,光靠补贴是远远不够的。”树兜社区的选择还是靠“合伙人”。“社区将食堂交给我们,以场地换服务。”鼓楼国投运营总监张颖娟说,在做好长者助餐服务的基础上,食堂也向社会开放,所得收入用来反哺公益付出。
三是活力,参与主体能动性不强怎么办?“比如没经费又要办活动,以前多是请辖区共建单位来支持,同质化、没新意是普遍问题。”叶蕾说,鼓楼国投的加入实现了突围。
张颖娟说,他们向社会公开征集工商企业、社团、志愿者等各类“合伙人”,“合伙人”享受资源,也被要求承担公益职责,并建立准入退出机制,做到优胜劣汰。
“我们经过激烈竞争才得以入驻。”动砺网球匹克球俱乐部运营负责人陈振羽说,团队目前在树兜幸福里5楼开辟了运动健康中心,除了普惠化定价外,每个月还会主动在社区开展公益活动。
企业争相入驻图什么?陈振羽坦言,比起短期的盈利,团队更看重的是幸福里的未来,“我们想在这里打造示范点,有了社区和群众的口碑,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气,这是任何广告都换不来的效益”。
短短一年,树兜幸福里的“合伙人”已经扩展到76个。变大的不仅是社区空间,更是资源。不同的实践案例都反映出一个相同的趋势:可持续。
他们让社区变“年轻”了
一个社区,一年能办多少场活动?
在大凰山幸福里,这个数字是四位数:1286。
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三四场,是很多社区一个月的量。比起数量多,让大凰山社区党委书记黄冬更自豪的是:这些活动的主办方大都不是社区,而是共建单位“合伙人”。
活动多、受欢迎,是一个社区共治水平高的体现。“三个如何”提出10年来,鼓楼基层社区治理实现由政府“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变。
共建单位就是其中一股力量。早在2010年,军门社区就在全国率先推行社区大党委兼职委员制,社区党委与辖区单位党组织实行共建。2012年,军门社区“135”党建工作模式获评全国基层党建“最佳创新案例”,并向全国推广。
时代总是给探路人提出新要求。“幸福里”模式下,鼓楼目标更高:良治善治。
路径在哪?还是少不了共建,但理念不一样了!
8月2日,跟着“合伙人”叶琴走进大凰山幸福里,我们从一场活动感受变化——
“欢迎来到‘世界咖啡馆’。”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大家分成3桌展开对话。保持“桌长”不动的前提下,参与人员频繁调换桌子,围绕不同主题各抒己见。
叶琴是福建百旺金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组织委员,被推选为“桌长”。只见桌上一张大白纸列出议题:如何发挥不同层面的党建联建作用?她一边引导谈话,一边记录重要观点。
看起来像大学社团活动,但这其实是一场党建联席会议。
形式的改变,背后是理念的转变。黄冬拿出一份共建单位名单说:“46家,已经不少了。可是人多不一定力量大,关键在于资源有没有用到位。”
模式化,是社区治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通病。定期开会、拍照留资……全国各地的社区治理发展无论快、慢,基本都绕不开模式化的瓶颈,走在前列的鼓楼,同样遇到共建工作如何从有形到有效的问题。
“我的单位有百余名党员,随时可以去社区报到。”一次,一家共建单位的党组织负责人给黄冬打来电话。她苦笑坦言:“架不住。”
如果只是来人扫扫地、拍拍照,没有发挥共建单位的优势,这样的共建流于形式,更别谈合力。“世界咖啡馆”研讨会的用意,正是引导共建单位发挥各自强项,逐步从“需要我做什么”转向“我能做什么”,与年轻的幸福里协同奋进。
电话里,黄冬邀请对方参加研讨会,并建议100人可以分成不同小分队,与社区或者其他单位寻找共建点、生成新项目。
在黄冬的工作法里,一条“组建队伍—生成项目—可持续运行”的路径逐步完善。截至目前,已经有56个团队活跃在大凰山幸福里。
“眼里是困难,就都是困难;眼里是信心,就一定能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黄冬说,现在团队虽多,但同质化严重,要进一步整合重复的、新增补短板的……
充满干劲的计划中,我们感受到更年轻、更有活力的社区正在走来。
他们让社区“热”起来
“我在这块屏幕上看到了社区活动预告,还有许多公益信息,福州广场更‘靓’了。”前些天,来自土耳其的“洋女婿”阿拉丁又跟汤边社区党委书记陈华丽通话了。
为什么是“又”?陈华丽说,只要有新发现、新想法,阿拉丁就会告诉社区。冬至前夕,福州广场的透明电子屏落成,阿拉丁特地“考察”了一番。
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这么关注社区?阿拉丁说,因为他是汤边社区社会治理市民委员会的市民代表、汤边幸福里的居民“合伙人”。
汤边幸福里门前的福州广场去年底完成改建。一次市民代表会议上,阿拉丁和其他市民代表提出:“广场提升后,人车分流了,活动场地有了,可总觉得不够热闹。”
“增加一块宣传屏,文化氛围就有了。”
“社区平时活动多,每次挂背景布费劲费钱,不如用上大屏。”
“可以在玻璃幕墙前设置透明电子屏,不影响采光。”
……
在阿拉丁看来,这些主意让人心动。可是,经费哪里来?
“建议纳入2024年的参与式预算微实事协商项目!”“可行!”
说干就干。今年6月,汤边社区结合幸福里建设,向共建单位发出“百姓定实事、单位参与做”的参与式预算微实事协商项目倡议书,筹措透明电子屏的建设资金。不久,7家单位出手,项目落定。
让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是不变的硬道理。考验基层智慧的是,如何让群众对社区“热”起来?
2023年,鼓楼区首创社会治理专家委员会、社会治理市民委员会以及法务特派员机制,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
“作为土耳其人,我在福州收获了很多,而我能为福州做点什么?”抱着这样想法的阿拉丁加入了市民委员会。
“合伙人”不止阿拉丁一个。福建省委党校特聘教授李烈满带着该校老教授理论宣讲团、青年博士理论宣讲团成员,给社区带来最新党课;华林军休所党委书记王德城与社区共享资源,推动成立“华林之声”合唱团……
“其实热心群众有很多,但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大多是孤立的、临时的、被动的。”陈华丽说,这些热心群众有了市民代表的“身份”,思考问题更深入了,经常给社区工作带来启发。
如今的鼓楼,有2100名市民代表,既有老福州人,也有新福州人,在宜居家园、幸福康乐、志愿服务、文化融合、矛盾调解等领域大展身手。
“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居民自治。”陈华丽说,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强了,但是还不够,“大多数人还在‘单打独斗’,要想办法提升队伍的凝聚力。”
改革创新、先行示范,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艰辛历程。回顾蹲点幸福里的一年时间,我们在树兜看到公共空间共营式合伙的撬动力,在大凰山看到资源链接服务式合伙的年轻态,在汤边感受到众议众创众筹式合伙的凝聚力,这些点滴探索正在汇聚成新一轮变革。